史书记载不可相信的几个方面

大漠霜天

    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史籍的国家，历代封建王朝均很重视史书的编写。因此，在世界上，中国也是一个史书最多的国家。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之多，这仅仅还是“纪传体”。除“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国别体”等。官方的编著，不计其数。个人的著述，更是难以计算。

    中国古代的史书，无论是官方编著还是个人著述，均特别重视真实性。春秋时期，就有“太史简”临难不苟，敢于秉笔直书的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及其《史记》时说：“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不虚美，不隐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家著史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虚美”或“隐恶”的史书，其书不但在当时被人嗤之以鼻，而且难以流传后世，并且其作者也一再受到同时代或后人的嘲笑。

    尽管中国古代极其重视史书的真实性，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无论是官修的史书，还是私人的著述，依然还是有一些不真实或难以令人相信的记载。因此，读史者一定要有所注意，并仔细思考。一般情况下，在史书的记载中，不可相信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史家赞颂某些历史人物时的夸大之辞

    如：对史家“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的历史记载，乾隆皇帝就提出了质疑。

    乾隆说：“百里之国万区，依开方法应得积满一万万里。然考轩辕方行所至，以今舆地按之，则西不过肃州，北不过宣化、保安，而东至海，南至江，幅员具在，安得有万区百里之国哉？可见史家纪载率多恢张失实，如禹会诸侯于涂山，乃称执玉帛者万国，亦此类也。”（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乾隆皇帝提出的异议，实属“史家纪载率多恢张失实”之处。虽然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虽然黄帝有许多杰出的业绩，虽然“万”一词，在中国古代，有“虚指”和“实指”的用法；在上文中，“万”是“虚指”而并非“实指”；但在史书中，即使是赞颂黄帝辉煌的业绩，也还是应该如实纪载或以“实指”为最好。

    民主与法制，虽然在今天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但依然有一定的不足。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们，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史书中所宣扬的一些“太平盛世”或一些杰出的君主的“丰功伟绩”，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虚构的，也可以说，虚夸的成分是很大的。

    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御用文人的笔写出来的。

    这些“盛世”，相对于“乱世”而言，的确是好一些的，但并没有达到史书中宣扬的那么美好的程度，“盛世”中的水分还是很多的。

    试想一下，假如代代君主的统治皆属“太平盛世”，那又何来的“民不聊生”、“逼上梁山”或“改朝换代”呢？

    二  史书记载战争时的夸大之词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部史书，都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在任何史书的记载中，对战争双方的参战人数，可能是夸大的；对战争中胜利的一方的俘获或斩首的记载，也经常是夸大的。

    比如：参战双方均统兵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还只是参战双方中的部分兵力，还没有包括双方在其他地方的驻守兵力。失败一方，被俘获和斩首的人数，常常是几千或几万，有时甚至达到几十万。如：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白起坑杀赵降卒四十万（一说四十五万）。

    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或是一年几次，或是几年一次，其频繁的次数，其俘获或斩首的人数，常常是惊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还没有计算在内。

    在中国古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是清朝末期，也不过四万万五千万。而某些史书中类似这样的记载，恰恰不在清朝，而某些朝代人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几千万。

    试想一下：一个只有几千万人口的朝代，一年几次或几年一次的、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俘获几千、几万或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争，怎么可能进行呢？每次战争都杀了几千、几万或几十万，一年几次或者几年一次，哪来的那么多的人呀？

    在古代，由于生存条件太差，人口的繁殖、存活率、寿命，都难以与今天相比，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呢？

    假使统计一下每次战争中双方的参战人数，那么古代的人口数量是极其惊人的，甚至有可能要超过今天的人口数量的。倘使再加上没有参战的老百姓，那人口又该有多少呢？

    因此，古代某些史书中，对战争双方的参战兵力、俘获或斩首的人数的记载，有时是夸大的。

    三  史书对当朝君主的美化与讳饰

    任何一部史书，对前朝君主的不光彩的事件，常常能够做到客观评价，也能够秉笔直书的。但是，对本朝君主的不光彩的事件，尤其是正在当政君主的不光彩的事件，是很难做到客观评价的，也很难做到秉笔直书的。

    对当朝君主的不光彩的事件，史家能回避就回避、能不写就不写。即使是根本没有办法回避的、或者不能不写的不光彩事件，史家也很少秉笔直书的：或是曲笔写出，或是避重就轻，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信笔雌黄，或是颠倒是非。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常常是后人永远也弄不清楚的历史谜案。

    历代王朝的皇位之争，都是最残酷、也是阴谋诡计最多的争斗，也是史书中最难以秉笔直书的一部分。

    如：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宋太宗的“烛光斧影”，明成祖的“靖难之役”。

    除了君王之位，还有太子之位与皇后之位。太子之位与皇后之位争斗的激烈程度，有时可能不如君王之位争斗的激烈，有时可能比君王之位的争斗还要激烈许多的。其争斗的手段可能也是极其残酷的，有时还伴有鲜为人知的阴谋诡计与极其残忍的血腥杀戮。太子之位的争斗，因为还可能涉及大臣，所以可能还有一些真实的蛛丝马迹可寻。皇后之位的争斗，因为多是宫闱秘事，所以史书中难以写出事情的真相；即使皇后之位的争斗涉及到一些大臣，其真相也是难以被外人所知的。

    另外，任何臣子，无论有多么大的才华，无论对君王多么忠心，他都是帝王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帝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随时舍弃任何一枚他认为应该舍弃的棋子。任何一个帝王都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同富贵的人。

    历代帝王对大臣的惨杀，史书中能够真实记载的并不多。帝王对大臣的惨杀，史书中可能会记载一些原因的，但常常并不是真实的原因。其真实的原因，可能出自帝王那隐秘的内心，除了帝王自己，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的。真实的原因，或是无法说明，或是不能说明，或是史官不敢说明。像这种情况，史书又怎么可能记载史实的真相呢？在历史上，至今还无法知道史实真相的谜案还有很多的。

    历代封建帝王，多数是心胸狭隘、残暴狠毒、心口不一的人，但在史书上则很少见到这样评价君王的，尤其是对本朝或当代君主的评价，常常见到却多是“圣明”“睿智”“大度”“仁慈”等美好的词语，这实际上是史家为尊者讳或为保全自身而不得不做出的违心的评价或赞颂。

    四  对亲人或亲近的人则美化，其他则诋毁

    任何一部史书的作者，都有三亲六故的，在面对自己的家族、祖辈及三亲六故时，个人的情感，有时是有所失衡的。

    对自己的家族、祖辈及三亲六故的荣耀，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或美化；对自己的家族、祖辈及三亲六故中不光彩的事情，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讳饰，或是轻描淡写，或是曲为解释，或是干脆略去不写，或是变丑为美。

    部分史书的作者，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情感，或为生存，而时有曲笔。部分作者，或因传记之主的子孙与自己的关系很好，而稍为其祖美化；或因传记之主的子孙与自己的关系不好，而对其祖稍加诋毁。

    陈寿因索米不成，而不为“丁仪”“丁廙”立传。

    谯周因屡屡背叛其主，一背刘璋，再背刘禅，而受时人鄙视。陈寿因师从谯周，而美化谯周：

    “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郄传》）

    刘禅投降时，成都尚有“带甲十万二千”，打败邓艾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谯周却劝刘禅投降。背主之臣，人皆鄙视，陈寿却为之美化，何其鄙也！

    北朝的魏收在其所撰的《魏书》中，或传记，或评人，以亲疏为上下，人称“秽史”。魏收把书交付徐陵携往南朝，徐陵在渡江时把书投掷之水中，曰“为魏公藏拙”（《隋唐嘉话》）。

    因个人的情感，在传记中对传记之主而稍为曲笔的史书作者，虽不多见，但也时有人在。

    五  史家整理资料或对资料理解失误

    任何史官，其生活范围、经历以及视野都有一定局限。在其编著的史书中，所使用的资料是庞杂的，资料来源的途径是多途的。搜集和整理资料，是任何史官都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史书资料的来源：或是官修纪录，或是私人著述，或是闻之他人，或是辗转摘抄。史官在整理资料时，或是个人理解不同，或是整理时的疏漏，经常会有一些并不准确、或并不正确的资料混入史书，成为史书中构成部分，影响了史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宋史》中有岳飞大破“拐子马”的记载。部分人认为：“拐子马”是把三匹马连在一起，同进同退。这种说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呀！

    “拐子马”只是一个称呼，金人怎么可能把三匹马连在一起、同进同退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只需稍加思索，便会明白其中的错误。而史书作者，却在史书中有了错误的记载。因史书作者之错，后人被误导了许久。至今，这个错误的说法，依然还在误导着人们。

    今天，在某些出版的书中，某些人在给史书作注释时，依然还在采用着错误的说法。实在是令人遗憾！

    汉朝的陈平与周勃，被认为是汉朝的忠臣，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汉朝的忠臣。他们是汉朝的功臣、投机小人，他们忠于刘邦，但他们更忠于吕后。然而史书的作者却把“复汉安刘”之功归于他们，真是大错特错的呀！

    唐朝的狄仁杰，也被认为是唐朝的忠臣。实际上，狄仁杰不是唐朝的忠臣，而是周朝的忠臣。狄仁杰应该是唐朝的功臣、投机小人，然而史书的作者也把“复唐安李”之功归之于他。真是大错特错呀！

    中国古代史书的最后成书，都是后一个朝代最终完成的。其目的，当然是后人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前人，完全可以或无需为前一个朝代的人避讳，是完全可以“秉笔直书”的。

    虽然后一个朝代的人，完全可以或无需为前一个朝代的人避讳，但同一个朝代的人为其同时代的人避讳则是正常的事情。任何一部史书的资料都是同一个朝代的人提供的或保留下来的。那么，后一个朝代的人又怎么能够准确地把前一代人避讳的资料“去伪存真”呢？

    乾隆：“纪载家尚奇藻而失真实者，盖不可屈指数。”史家记载史实而失其真实者，又岂止“尚奇藻”乎？

    著史者，虽说应“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但或因情感亲疏、或因利益所使、或受生死之逼、或因见解短狭，古往今来，能做到“秉笔直书”或“不虚美、不隐恶”的又能有几人呢？

    史书中不真实的记载，虽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时时可见。“去伪存真”，尤以史书为难，因为较之于其他书籍，史书中的真实之处还是最多的，讳饰之处也是最少的。

    但也正因为是真的最多、假的最少，所以辨识起来也是最艰难的。这正如“孙悟空”与“六耳猕猴”一样，连观音也难辨真假的，唯有如来方能明了真假的。

    另外，“大智若愚”与“大愚若智”，究竟是“智”，还是“愚”，又有几人能够分得清楚呢？智者，认为自己很愚。愚者，认为自己很智。千百年来，智愚二者之间是最难分辨的。也许，正因为分不清楚，才有了“大智若愚”和“大愚若智”的说法。

    很多人认为，现存的历史典籍就是真正的历史。笔者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前人有意向后人展示的历史。

    现存史书中表面的文字，是历史的展示。史书中内在的语意，才是历史的真相。

    悟透历史的真相，才是真正地读懂了历史。真相从不展示，而是默默地等你去品味。历史的真正味道，总是那些细心品味的人才能够品味得出来。

    真正的历史，从来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可言传”的历史，是表象的历史，是真假夹杂的历史；“可意会”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是去伪存真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

    读史者，或应具有远见卓识，或应“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才可辨识是非，不被贻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深思而慎取”，对任何书籍都应该如此的，对史书就更至关重要了。

    （本文完成于2010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