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其实也不小了，但依然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被孩子束缚，所以，一直用着避孕药，至于什么时候要孩子，也没有计划。

没想到，掌握着一条小生命生杀大权的避孕药，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不留神，播下了一颗小种子。

迷糊迟钝的我，感觉到身体有异样，已快两个月了，得知这个消息惊喜过后的瞬间，是紧张和恐慌，因为怕避孕药对孩子有不良影响，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孩子不能要。当时丁大男在外地，联系不便，我一个人在心里犹豫斗争了很久，拖拖拉拉之后，决定去手术。

四月的一个下午，路边的柳树陆续吐着嫩芽，似繁星一般点满了柳枝，我和陪我的同事在路上慢慢的骑着自行车，一句话也不说，丝丝缕缕的柳条飘荡着身边，我没有心情享受着四月间万物萌发的清新和朝气，只是感觉，在这样一个给人焕发新生的初春，我竟要去凋零一个才孕育出头的小生命，心里悲凉苦涩。

在医院，紧张的心情挂了号，忐忑等候之后，医生得知我要做人流，告知我，人流只能在上午手术，让我第二天一早再来。奇怪的是，本来是做好了决定的，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心脏呼啦落回了该有的位置，瞬间轻松了许多，回去的路上有说有笑，眯着眼睛深吸一口气，这才感受到去医院之前所没有感觉到的，充斥在我身体周围的，原来都是初春蓬勃的生命力。可笑的是，路上我又和同事约定，第二天再陪我来。

晚上，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和丁大男的嫂子约好，去市妇幼保健院咨询一个专家。嫂子是妇幼保健院的B超室主任，有她领着，我踏实了许多。专家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听了我的顾虑，有关于一个新生命的健康与否，谁也不敢打包票，也只能说，避孕药对孩子有影响的可能，但不是一定就会有影响，大主意还得自己拿。

回家，和父母婆婆商量后，都觉得，孩子是两个人的事，还是等丁大男回来再做决定。就这样，在忐忑不安，犹豫不定中，等回了丁大男。当时，丁大男在给省妇幼院做设计，认识了院长，也是个妇儿专家，随带我前去咨询。

我记得很清楚，在保健院办公大楼一间走道端头向阳的房间里，我见到当时五十开外、和蔼爽朗、头发略有花白的院长，没有穿白大褂，穿着一件深灰色半旧的西服，就像一个邻家叔叔，和我唠着家常。院长仔细听了我的情况，然后问我：现在几个月了。我说快四个月了。又问，你多大了。我说今年二十七了。随后，院长笑呵呵的跟我说：听我的，别犹豫，坚定信心，好好的吃喝养着，你这样疑神疑鬼，健康的孩子也让你疑成病孩了。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阳光透过大块的玻璃窗直射进来，在地上画出了一到笔直的明暗分界线，院长坐在阳光的那面，脸上裹着一层柔和的金光，和蔼但却坚定的语气，缓慢流淌到我本来飘忽不定的心里，就像一颗速效定心丸，瞬间平和镇定了下来。

之后，我和千千万万准备做母亲的人一样，心里盛着满满的爱，经历了难熬的孕期反应，欣喜的体会着每一次不可思议的胎动，享受着身体一天一天丰盈的变化，在每晚临睡前，一遍一遍的在心里默念：祈祷上天，送给我的一定是个健康美丽的女儿。期间，充满了等待、期盼、焦灼，更多的是无限的憧憬。

临近预产期了，我时刻准备着，谁想到，这个预料之外的生命，不在计划之列的不请自到，可到时间点儿了却不肯出来，过了预产期一天又一天，我每天如临大敌一般的等待着，过了快两周之后，胎盘已钙化，我听从医生的建议，住进了医院，实行催产接生。

那天从上午十点我走进待产室，打催产针输催产素，下午推进了产房，当时快傍晚了，大约五六点，正是交接班的时候，产房里只剩下两名护士，更巧的是，第二天她们要参加一个英语考试，两人紧张的在桌前背单词，我一个人躺在偌大的产房里，孤单不安无助一点一点加重，撕心裂肺的阵痛，我咬牙忍着，怕影响了用心复习的护士。直到嫂子来了，握着我的手，我才慢慢安心下来，嫂子充当了临时接产大夫，一有新情况，就叫护士过来看，就这样来来回回，直到生产。

1992年11月18日18点25分，感谢上天，感谢我的孩子，虽然体重很轻，才5.5斤，但却是如此坚定的带着健康漂亮的小身体降临到我身边，一如我每天祈祷的那样。

转瞬之间，十九年过去了，在我不经意间，在我还什么没来得及做的时候，女儿长大了，心随我愿的顺利平安无病无灾的成长了，虽然在老师眼里不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我心里，女儿的健康开朗快乐是最值得拥有的。

此般善良、宽容、慷慨，快乐的女儿，是爱，是暖，是我生命中最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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