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唱赞歌”用什么

所见，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在用文学艺术“唱赞歌”，赞美人的，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的，赞美爱情的，赞美大好河山的。他们不为别的，如不为得奖，不为得到谁的赏识，不为青史留名，完全没有功利心。焉知不是有感而发，想“唱赞歌”就唱了，还流传下来了。这，有什么不对劲吗？谁才觉得不对劲，不得劲？没人闲着没事干管那等闲事，也就没有留下相关的管闲事的记载。或许，那时还没有文学评论家。

莫言说的关于“唱赞歌”的说这句话，不应该是针对古人的，应该是有的放矢。他“的”是什么？他说的很清楚，很明确，即《延安讲话》。因为《延安讲话》没有把“暴露”与“歌颂”对立起来。这让莫言很不中听。而莫言，想堵死“唱赞歌”的路子。以防有人拿它当做“赞美的工具”。其用心良苦，其思虑深远。

按照莫言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文学艺术只能是“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这是莫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政治正确”。这算不算是把文学艺术当做别一种政治“工具”使用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文学艺术不是充当工具，那它充当的是什么？他没有说。是还没有找出一个适当的词语表达？

既然在莫言的眼里别人创作的文学可以是以文学为“唱赞歌的工具”，那么，在另外的一些人眼里，莫言创作的文学以“揭露黑暗”为特征的文学，为什么不可以是以文学为“揭露黑暗”的工具？不能理解为是与现实的zz“对着干”呢？不能只许州官点灯，不许百姓点灯吧？

黑暗也好，光明也罢。真善美也好，假丑恶也罢。在文学家那里，按说都是客观的、“反映”对象，“描写”对象。文学家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中庸”、“公允”，实事求是的创作就好。事实上，文学家能做到么？莫言做到了么？

文学家，面对“黑暗”与“光明”，面对“真善美”与“假丑恶”，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是非、爱憎、诉求，乃至人性。在这方面，文学家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说不定写“揭露”的与写“歌颂”的，还是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成的呢。相互之间未必就是仇敌。为什么一个却成了“工具”？

如果文学艺术不是“工具”，那么，为什么文学艺术在“唱赞歌”的时候就是“工具”呢？如果在“揭露”的文学中，也多少夹杂着一点“赞颂”，那样的文学还是不是“工具”？还是半是“工具”，半不是“工具”呢？倘使那样，那文学成什么了？

所见的文学，在揭露“假丑恶”的时候，也多有赞美“真善美”的。一般是相互衬托的。无真善美，无以衬托假丑恶，这是一般常识。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只有“恶”人、“恶”事，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能只有“阴暗面”。这是莫言表达过的意思。

因此，莫言创作的书挖掘恶人中的“善”，善人中的“恶”，以表现的与众不同。因此，在他的笔下，日本鬼子做了“善事”，而且是大大的善事，应该为他们唱唱赞歌。八路军却在做“恶事”，应该予以“揭露”，公之于天下。他到底是在“揭露”谁，还是在“赞美”谁？ 难道不是很清楚么？也许，这就是作者追求的效果。因为在他的头脑中，人世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只有“人”。他是在用文学的手法表达。就因为“日本鬼子”与“八路军”都是人。是那身军装，改变了他们的“人性”，他们一个个成了不人不兽的怪物。说到底，突出的是八路军成了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