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心中的阿炳

阿炳与陆文夫素不相识，也未曾谋面，本无瓜葛。阿炳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之后，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故事”。之所以被世人瞩目，因为阿炳在世人中的形象已今非昔比。

陆文夫与阿炳，只是在阿炳去世后曾经家中祭奠，进行了几天的采访之后，萌生写阿炳的念头。在时间点上，这是阿炳及其乐曲已经引起音乐专家的注意并为他的《二泉映月》等录了音，可能出名还没有出名的时候。

陆先生想写阿炳，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是想反映民族文化在民间？是想揭示著名的《二泉映月》是怎样炼成的？还是想揭阿炳的“老底”？

从陆先生给省文化局长的汇报中，可以判断，文化局长对无锡的阿炳很可能一无所知。他关于阿炳的印象与态度，应该就是从陆先生的汇报中获得。

从陆先生的汇报的内容看，他对阿炳的价值与认识本来就不高，而是一般般，甚至极其负面。

那曲《二泉映月》，不是阿炳的“原创”，甚至相信那不过是“源于风月场中婊子与嫖客调情时，唱的淫曲《知心客》”。这样的阿炳与普通的街头艺人有什么区别？

阿炳也不过是一个在旧社会曾经不检点、患梅毒瞎了眼，抽大烟，靠拉“淫曲”、流浪街头二十多年的街头艺人。

特别是阿炳之死，是难耐毒瘾而“上吊自杀”。新中国“禁毒”难辞其咎。

试想，对那样的阿炳，宣传他什么？有什么可值得宣传？局长把那样的阿炳视为“社会渣滓”，奇怪吗？

应该说，是陆先生在局长那里败坏了阿炳的形象，抹杀了《二泉映月》的意义与价值。还怎么可能得到局长的认可和支持？局长根据陆先生的汇报，做出自己的判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无可指摘。

如果陆先生把贬低阿炳对《二泉映月》的创作付出的心血，贬低《二泉映月》的价值及靠爆料阿炳年轻时的一些放荡不羁的糗事作为阿炳的主线写出来，对于已经去世的阿炳，难道不是在亵渎么？对于九泉下的阿炳，不是比他那苦难的人生更残酷吗？

真实的阿炳，岂是那些怀着鄙视之心的作家所能写的出来的？写不出阿炳的“心”，写不出《二泉映月》的“魂”，那能是“真实”的阿炳吗？

阿炳的确不是一个“完人”，甚至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写那样的人，是“暴露”还是“歌颂”？想“暴露”什么，想“歌颂”什么？陆先生可能自己拿不定主意，写的底气不足，找局长汇报，还不是想得到局长的支持？他想不到的是，兴冲冲地见到局长，却碰了一鼻子灰。不但没有从局长那里获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还受到一通训斥。恐怕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耿耿于怀。

局长不是给作家发放“光明”和“出路”的包票的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即使发了，谁发的也不算数。对于陆先生没有写出阿炳，局长应该承当多大的责任？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多大关系？至于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与局长、与想写阿炳有关系么？把那些抖搂出来，想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信息？想让人们发生怎样的联想？

陆先生写不写阿炳，本来也没有什么。一旦与局长发生冲突，便缩了回去，放弃了“写作自由”。这到底是在揭露局长“压制”他写阿炳，还是“暴露”了自己对权力的屈服？

坦率的说，一个刚高中毕业当了没几天记者的陆先生，当时即使写出了阿炳，也未必能引起轰动。

作家写不写，写什么、不写什么，说到底，笔攥在作家自己手里，脑袋在自己的肩上扛着。有价值的，自有人去写。什么“不敢写”，什么“不能写”，不过是托词而已。

写作，不管是写传记文学，还是写剧本，或者写报道，即使是老朽写这不伦不类的文字，无非就是利用文字这种工具表达自己的心思、是非、爱憎、情感。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作家的专用工具，只要粗通文字谁都可用。在识人方面，文学家没有“特异功能”。

如果说陆先生当年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气魄，想写阿炳而不敢写，倒有可能，不能要求过高。在“文艺的春天”里，“敢写”、“能写”时，已经有人先于他写出了十多个版本。有人写的阿炳，竟然把陆先生气的“两眼发黑”。当此之时，出于作家神圣而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就更应该写出“真实”的阿炳，以正视听，可就是没有写。

此时的陆先生，也是今非昔比，已经是社会上的有头有脸的名人了。又有当过“反革命”的可以炫耀的经历，应该不存在“不敢写”的恐惧。由于是文学界的副统领，自然文才了的，也不存在“不能写”的能力问题。居然还是“不敢写不能写”。如果说当年“不敢写”是骨子里“缺钙”，那么，在“文艺的春天”里还是“不敢写不能写”，令人怀疑不是“敢不敢”写、“能不能”写，而是瞻前顾后，焉知不是患得患失？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不同的人写，一个人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写，写出来的未必相同。对于哈姆雷特是这样，对于阿炳，何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