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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62)——1932年第四路军干部教导总队编印的《教导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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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整理书柜,发现早年收藏的一册《教导周刊》。此刊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干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办公室于1932年11月编印,由湖南军阀何键(时任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题写刊名,李达樵设计封面(据内文载,李达樵为军官第一队学员),期号为第四期第一号——开学专号(我觉得刊物期号可能是源于总队期别)。《教导周刊》存世稀少,只知国图有微缩卷,实物则仅见孔网另有一册第四期第二号(1500¥),从修补状况来看,明显与我这本同出一源,为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之旧藏。
此刊总计12面,内容皆是官长训词一类,在史料上倒没什么有价值的地方,让我有兴趣写下这篇小文还是因为其番号——第四路军。“路军”,是国民革命军序列中一个颇为特殊的建制,其层级高于军(可下辖军),最初似乎多是作为统一指挥某一方面作战的临时性番号。1929年3月蒋桂战争期间,“路军”的番号再次出现,查考往来电文,最早应该是在3月26日的命令中,当时发表了四路(何键写为第四军军长不知是笔误还是咋的,但在4月的电令中则已明确有何任第四路总指挥的字样了)。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第X路军前,还冠以“讨逆军”的名号,至于在公文或其他场合里,这仨字似乎可用可不用。
此处的“逆”,当然指的是桂系,不过在桂系被“讨死”之后,还有各种逆的存在,逆也即开始泛指与中央对抗的势力,这一来有些本来是讨逆的也成了逆,逆也能“随时切换”成讨逆(最典型的莫过于石逆友三)。另外,这次路军的编组范围和时间跨度很大,番号最大到了27路(多是归附中央的地方派系,也就是常说的“杂牌军”),有的路到抗战爆发后还存在。但要说把“路军”最为发扬光大的,那必须是“八爷”。国共合作后,红军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虽还不到一个月(旋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八爷”的名号天下无人不知,顺带把“路”也给普及了——即便完全不了解国军的人,好歹也知道有这个玩意了。
闲话似乎扯得有点远了,还是来说说这第四路军吧。第四路军是最早编组的那批,总指挥何键原是随湘军首领唐生智一路发迹,从营长升至第三十五军军长,1928年唐生智垮台后何即与唐脱离关系,所部退驻湖南(本就是湘军部队),一度在名义上隶属桂系。蒋桂战争中,何键审时度势,“毅然”决定铁心效忠常公,一时渔翁得利,攫取了湖南军政大权,成为一派军阀,可谓最大受益者之一。不过何部第四路军最初很多是收编而来的游杂,除了嫡系的第19师之外,战斗力只能呵呵,1930年更是被红军攻入了省城长沙(这好像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一一次省城被红军打下来的),虽有趁虚而入的成分,但还是搞得何键马脸无光。
于是何键绞尽脑汁加大力度开办军事学校(其实何在1926年北伐时就已在所部内招收过学生队,任第四路总指挥后还开办过湖南军官讲习所等),以期扩充个人实力,无奈中央不但不允准正规军校的名号还勒令停办,何的“军校”后来也就只能以所部的名号穷对付。第四路军干部教导总队就是这么来的,其成立于1931年,初名第二十八军军事干部教导总队(28军是第四路军的基干力量),轮训下属各部下级军官及优秀军士。该教导总队设在长沙清末新军四十九标营房旧址(协操坪以南,今湖南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共办六期。
到了1935年(一说1934年),何键组建了湖南陆军干部学校(后来似乎又被称为湖南干部学校),并将此前历年所办的各种班队均比叙为该校某期,俨然成了湖南版“黄埔军校”,自成体系。如此割据一方的做派自然无法被中枢容忍,被收拾那是早晚的事,更兼自古就有卸磨杀驴的讲究,于是在红军长征离湘以后,常公随即加大对何键集团分化瓦解的力度。先是离间了何的老战友刘建绪,让刘继任四路军总指挥,并率部离开湖南省境,使何渐成光杆司令。待到抗战爆发后,更是一言不合就直接把何调离湖南,出任国府内政部部长,至此,在湖南叱咤风云九年的陆军二级上将何键,还算体面的(相比于龙云)告别军界舞台。至于第四路军,按《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中所说,番号是在1936年冬被撤销,并又给予了广东部队,但1937年时仍能见到该部(刘建绪的第四路军,非广东的第四路军)名号的刊物和电文,另据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称这个番号在1941年才撤销,一时把我也搞蒙圈了...
在收藏市场上,明确带有“路军”番号的藏品,除了“八爷”的东西外,似乎还真不是很多。我收藏过的也仅有两件,除本刊之外还有一册讨逆军第十路教导团(云南讲武堂的延续)同学录,物以稀为贵,说起来这“路”东西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
这册《教导周刊》封面上另有一处“胡祝三”的毛笔签名,应为原主,最后随手查了一下这个名字,还真是有点发现的惊喜。抗战爆发后,国军第七十军军长李觉(何键的女婿)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由地下党员陈昭礼(福建人,又名陈豪人,曾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70军工作时化名陈希周)主持成立了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为该军训练基层干部。在李觉的默许下,十余位地下党员随之进入该班,当然,该班大部分学员生还是来自七十军的。我在该班同学写的回忆文章中,便发现了胡祝三的名字,其后来被选送陆军步兵学校短期受训后回部,1939年夏在湘北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牺牲。我到忠烈祠网站检索“胡祝三”的名字,想查下具体职务,却未见有记载,若非是文史资料中的只言片语,他几乎成了无名烈士,更没人知道他还是国军中的地下党员呢!
考虑到70军是由19师扩编而成,而19师原又是28军&第四路军的基本部队,胡祝三也并非是共产党最初派到该班的十几个人之一,应该是后来在班内发展的。以上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这个胡祝三烈士与在本刊封面上题名的胡祝三是同一人的概率极大,至于其从1932-1937年间具体的演变过程,由于亲历者皆以物故,已很难再弄明白。由于70军这个干训班“赤化”明显,当时不可能不被盯上,1940年,班主任陈希周被军统特务暗杀,随后地下党在70军内的组织系统被破坏,除了一些人事先撤离之外,许多人与党就此断了联系。曾与胡祝三同在干训班受训的已故湖南石门黄埔18期抗战老兵陈安贤(也曾是地下党员),就是这种情况,解放后的经历也让人十分唏嘘...
今在考证的最后,意外发现这一处烈士遗墨,是以最后再增加两段以记之。若日后有缘被烈士后人或有相似经历者的后人所见,藏品在我处流转之余,也算更增添了历史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军事:国民政府军制和革命军北伐与军事编遣和国民党军阀混战》 ,出版信息不详;
彭松龄等:《何键军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载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集第7辑》,1982年;
《湖南省志·第五卷·军事志》,湖南出版社,1994年;
戚厚杰等编:《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文振亚等:《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始末》,载于《湖南文史资料第38辑》,1990年;
沈小丁:《一个城市的记忆——老地图中的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