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实：周朴园是虚伪的。他做了许多不仁不义的事情，却要通过记生日、保留旧家具、想修坟等方式纪念鲁侍萍，表明自己是合乎社会贤达名流身份的，自己是重情义的。这就是伪君子，与其这样做伪君子，不如做真小人来得透明、爽快。

    宋柏儒：周朴园很自私吗？那么如何才算是大方，将自己所拥有的拱手相让吗？时代决定一个人，那样一个时代就决定了一个自私的周朴园，决定要有上、中、下等人之分，决定有人高高在上一辈子，而有人痛苦一生。如果人人都为别人着想，那这个社会还会发展吗？……坏人不一定永远是坏人，好人却肯定不可能永远是好人。哪怕再善良的人也不能抵御金钱的照耀，权力的熏陶。

    余洋、邓嘉俊等同学：周朴园对侍萍是愧疚的，他的身份、地位制约了他的行为，他也有无奈，他是怀念侍萍的。

    探究-研讨

    1、关于善与恶。

    受基督教文化“原罪说”影响，西方关于人的认识始终与性恶论挂钩，并由此导致了对恶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承认“恶就是恶，应该被揭露，被很快消灭”；另一方面，又认为“恶是人的精神体验，是人的生活道路，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可能由于所体验的恶而是自己丰富起来”，这不是说恶本身使人丰富，“使人丰富起来的是那种为克服恶而激发起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基础上，西方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即把恶人也视为被同情、理解和加以灵魂拯救的对象。

    “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这句话包含了他对人天性上的邪恶和残忍的认知。

     较之西方的性恶论，中国人就浪漫得多。突出的文化表征是区分纯恶和纯善，人被预设、简化为绝对地好或绝对地坏，京剧艺术可以说是这一思维定势的形象注脚。

    究其原因，是因为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恰恰与基督教相反，它强调“性善”的客观存在，推崇最高和最美，坚信世间应该而且无疑有品质高尚、道德纯洁、完美无缺的圣人存在。

   人之所以为恶，是恶的环境和社会使然。因此，人类的使命就是通过种种革命乃至暴力的手段，除掉坏的东西、恶的东西。

 2、罪的悲剧   

    将罪人和崇高的悲剧联系起来，正是从性恶论出发，认为恶不仅为人的本性，而且还是导致痛苦的根源。因为人在作恶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有罪。一颗恶的心灵里尚交织着与之对立的精神因素——良心。

    罪的悲剧完全具备“打动慈善之心”“引起怜悯或恐惧”的美学品格。

    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既写出他们因听任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放纵而导致的可怕灾难，又展示了他们对这种可怕灾难的恐惧、紧张和厌恶。

    他们的罪恶有着深广的人性根源，它与生俱来，又和命运纠缠在一起，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苦难和不幸。

    他要写的是，即使人在神圣的忏悔中，也难逃苦难的追随。苦难是恒在的，就如同本性是恒在的一样。

    曹禺在《雷雨》中表达了对人类困境和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

   《雷雨》大幕一拉开，伴随着由远至近的教堂钟声和管风琴演奏的巴赫《b小调弥撒曲》，出现在舞台的是十年后的周朴园，他已纯粹是一个孤独、凄楚的老人。这个序幕的设置，奠定了悲悯救赎的基调。

    这样，我们再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人物放在人性的背景下，人性是多侧面的复杂的，我们尽量不做二元对立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