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20：善念长存，善心永驻

“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在中国，“善门难开”，而且更难关上。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谨慎”

“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水深火热并不足以阻止各级官员最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会做出些什么丑行便不难想象了。”

—摘自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第二十章《孝行当先》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已在家坐等退休一整年了，离正式退休还有16个月。已是“可无可无”的人了，没人通知我救灾捐款，可我的行动不比在职的慢，根据是：我不用等上级通知，不用召开动员大会，不用讨论表态，事后也无须登记造册，张榜上墙。

那天上午，我俩抱着周岁的外孙女QQ到某会捐款。那时，对某会不只是信赖。带上不懂事、不记事的QQ，是想让她以后知道当年自己参与了一件分内之事，催生、助长她的爱心，善心，悲悯之心。时间过得真快，明年QQ就高考了。

我第一次对外说这件事，是因为极不认同明恩溥先生下面的话：

“中国的善，也是行之而无诚心可言，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它是中国人的创造，就必须经历曾经出现在西方的过程，使这种本能成为人生的必要成分。”

如今，诸多缘由，某会早已门庭冷落，而H女士与C先生领军的民间慈善事业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其势头之猛，远非明恩溥时代所能比拟。

明恩溥在《素质》中介绍，那个时代已经有了慈善性质的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劝人行善的书籍”；仅汉口一地就有慈善机构三十个。

据我所知，这些善举，并非只是清政府和中国的爱心人士在做，国外的慈善机构和教会也在做。

明恩溥举了一个例证证明，当年“在中国，善举之门难以开启，一旦开启，则更难轻易关闭。”那件事的情形，颇似一百多年后社会上关于是否扶助跌倒老人的道德困境：

某绅士请传教士为盲人乞丐治眼，盲人恢复视力后，绅士又找到了传教士，说盲人原来是靠瞎眼乞讨的，现在失去了乞讨的理由，没有了生活来源，应该由传教士弥补这个损失。无奈，传教士雇乞丐做了看门人。

善门是打开还是关上，我的身边也有故事。

“口罩”之前，我俩搬到这个小区，初来乍到，很自然地要与前个小区做个比较、品评：我“通观大局”——发现这里翻垃圾箱的比前个小区多；她体察细节——发现这里晾晒的床品、衣物没有前个小区好。差这点儿，这个小区就对废品分外青睐？

开始，她对废品送谁很随意。甲得到了，满心欢喜，又是秧歌又是戏，她也开心。保洁员得到了，硬要送几个塑料袋表示感谢，她害怕了：不用不用，你干这行也不容易，别给自己添麻烦了。后来，当乙得到了，甲见她就面露不悦，冷眼一瞥，话也不说一句。再后来，这类戏轮番上演，日愈加码了。

在她别扭了几年之后，今年秋天，小区门口停了辆收废品的车，她就自己去卖了。我不太支持，可看到她的为难，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

她属“专业”经营，只卖三家的啤酒箱子、鞋盒子、烂本旧书一类的纸制品。初始，还向那两家报账：老大家几元，老二家几元。后来不报了，八成是把所得“眯”下了。

“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囊”，她“经商”了，心却像纸壳子一样，硬不起来，冷不下去。集市上，遇有老弱卖菜的，想的仍然不是需要与否，也不讲价，只是一个买。元旦前，小区进来一些摊贩，看到并非购销两旺的场面，她很着急。俩姑娘议论：这种场合，咱妈不消费不是她的性格。

我呢，对那些大手笔，大项目，无能为力了，仨瓜俩枣的，不及杯水救薪。已是风烛残年了，不必苛求自己了，记着“勿以善小而不为”就行了。门禁处，留意下前后，为进出的扶一下门；家门口，为上门的服务的道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