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日报》

采访：李展鹏

摄影：黄文辉

　　林奕华，一个“惹火”的名字。

　　从八十年代成立风格偏锋的“进念．十二面体”剧团，到十年前《男装帝女花》惊动政府的“去势男人”海报，到他作品中的粗口与性爱，还有他近年来与粒粒明星的合作，都带来不少“惹火”话题。二十年来，这一团火不曾熄灭，反而越烧越旺；在香港影视文化江河日下之时，林奕华却走出香港，进军台湾、大陆、新加坡。这一团火，近年来也终于烧到澳门了。

记（记者）：你的前作《包法利夫人们》以女性为题，这次的《水浒传》则反思男性的社会角色，这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

林（林奕华）：这其实只是巧合。在这个时代，两性关系及社会角色比以前变化得更快更大，这给彼此带来一些压力。作为戏剧题材，这是顺理成章的。早前香港有齣剧叫《29+1》，探讨的就是踏入三十岁的女性面临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风气，大家越来越关注两性的possibilities。关于性别，我想搬上舞台的还有巴金的《寒夜》，那是一个很strong的女人跟一个相对脆弱的男人的婚姻故事，非常有趣。

《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其实是一个比喻，比喻了戏中角色面临的困境。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困境时不一定去解决它，而这种困境就成了创作人的一个起点，利用作品把这种困境呈现出来，提醒观众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水浒传》呈现了男人有时很惨的一面，而这一面是甚少在电视电影中被谈论的。这说明了男人也有很多解决不了的、不懂得思考的问题。由于现实中的男人并不是无坚不摧，所以电视电影才提供一种fantasy，塑造硬朗的英雄形象。至于Ｋ歌，由于它的市场对象不一样，因此它呈现的反而是自哀自怜的弱男。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幽默感是我的一种修养」

记：你在八十年代“进念”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是前卫的、小众的，到了今天，你的戏票房理想，被认为是丰富的、有娱乐性的。你对这种转变有什么看法？

林：如果你要跟观众跟你一起思考，就必须易位而处。作为创作人，我觉得我跟观众不是对立的，不是我讲我的，你看你的。我会尝试坐在观众席，找一个容易让观众进入的方式。这个易位而处的问题，我以前想得比较少，现在则想得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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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好奇的是，这是你个人对戏剧的看法改变了，是戏剧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还是整个社会改变了？

林：我1995年从英国回来排演《男装帝女花》，已经有这种倾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Pina Bausch作品中的幽默，而八十年代我跟荣念曾合作时，我也欣赏他的幽默感。很自然地，幽默成为了我的戏剧语言。而且，我本来对荒谬与荒诞就非常敏感，因此我的戏中有不少的荒谬时刻，这是源于现实社会的。这种幽默感，可以看成是我的修养，这令我思考问题、待人接物的时候不会变得单一。这也许就是一直有观众支持我的戏的原因，他们知道我不会硬崩崩的讲道理，我有时会用出乎意料的、或是大胆的方式跟他们沟通。

记：说到你的作品跟观众比较接近的问题，那么，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位置是什么？他们是目标还是手段？中外的导演，有些是非明星不用的，有的则永远不用明星。

林：这要看各人对剧场的定义不同。我会看不同题材、不同场地、不同的观众群去决定用不用明星。我有时是先想到跟哪个明星合作，才发展一齣戏。我会先观察一个明星的特质，然后才决定让他演什么。有一次跟杜琪峰吃饭，他问：“系咁既咩？乜唔系你叫佢黎做乜佢就做乜？”我跟他说，我的方式不是这样，我会看演员擅长什么。而且，跟我合作的明星，包括吴彦祖、梁咏琪、陈绮贞、刘若英、张孝全，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一些另类的元素。他们其实都是文人，有一种书写气质。他们不只关心那齣戏，也关心那齣戏在那个时候演出的意义。所以，他们不只是来帮我卖飞，而是跟我有共同理念，到了最后，我都跟他们变成朋友。

「真正的进步不是为了某一种主义」

记：这两年，香港的歌影视文化在外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你的戏却成功地走出香港。这是无心插柳还是你的计画？

林：我的人生计画其实很少。当年去英国一去就去了六年，后来回香港排戏，就没有再回英国，之后再创作不同类型的戏，这一切都是无心的。前几年，我刚好找了些台湾演员演《包法利夫人们》，而台湾的两厅院也在看了我的《快乐王子》及《半生缘》之后，commission我排《水浒传》。我也不清楚以后会怎样，不过，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触觉。就像我们2002年演《张爱玲，请留言》时，当时张爱玲还是过时的东西，但后来就有了张爱玲热。这其中有幸运的成份，但那亦是一种嗅觉，知道现在的人是活在怎样的一种状况，比别人先走一步。这可以说是前卫，但“前卫”其实是借用于很久之前达达主义的一个概念去描绘小剧场风格。我反而觉得，当时的那种进步，已不足以应付现在的时代。真正的进步不是为了某一种主义某一种形式，而是要看到现在的人的人生目标欠了些什么。所以，再多的明星，其实都比不上一齣有智慧的剧。智慧是一种洞悉力，那是无敌的。有了智慧，就像一个地方有了灯塔。这是我在戏剧方面的努力方向。

记：谈到触觉，如你所说，《大娱乐家》是用娱乐的方式去反思娱乐，而你的很多作品则似乎是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去反思流行文化。

林：今天的流行文化是透过媒体而存在的，这跟以前非常不同。我说的媒体不只是电影电视，而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感觉自己的存在。现在的人很依赖媒体给他们存在感，他们的口头禅由媒体带起，他们穿的、追求的是媒体告诉他们的。大家都希望自己“潮”，希望自己属于那个被羡慕的社群。现在的Pop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沟通语言。Pop是政治性的，而我的戏则常常是一种语言政治，我在用某种形式时，也同时在反思为什么这种形式会受欢迎。好像我的《水浒传》就反思为何我们的文化好像只懂拍黑帮片，而这些电影就像是男女关系的精华录。黑帮片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评论。

记：你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呈现你的作品，而且常常有娱乐搞笑的效果，但有时那些“gag位”会不会掩盖了一些思考？

林：我们要先看看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如果你用很严肃、很深沉的手法，是否就代表观众一定会思考？另外，如果整个社会都用广东话，而你则用厦门话跟他们讲话，这又会不会令他们alienated？喜剧的层面是很广泛的，有时，当观众懂得笑，就代表他们的脑筋已经在动，已经在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