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奕华

我在二月十五日晚上到演艺学院看英国国家剧团今年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的《聊天室》和《国民身份》。这篇文章不是对该两出戏的评论，而是对这两出戏码被安排在演艺学院歌剧院提出质疑。

不知有多少看过这两出戏的观众会像我一样，并不认同三层楼高和容纳过千观众的场地是《聊天室》和《国民身份》的理想演出场地？尤其当观众（如我）的位置在三楼。当然，不是每出戏剧都要照顾到演出场地不同位置的每个观众，但每出戏到底有着与观众关系的「本质」，极端的反差如有些剧目追求「如泣如诉」，另一些是「大声疾呼」。情绪的性质，决定一出戏该以怎样的空间感来建构和观众的互动。《聊天室》的五十分钟，是六个青少年在只有几张橙色胶椅上佯装上网地对话。没有被麦克风扩大音量（和情绪）的对话，加上演员的投射一直维持在堂座范围内，整出戏看来便显得很「远」——我没法替堂座和二楼的观众说话，但我所说的「远」，不止是实际距离，却是气氛和感染——台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戏」可以看。

可以想象，若是把场地换成与观众关系较亲密的场地，由形式到文化差异（英语）造成的疏离感将可大大降低。但艺术节为何要把一台在小剧场或中型剧场演出更有效果的戏码放在歌剧院舞台上？

使我想到的有三个原因：一是节目编排不懂得场地与戏剧的关系；二是成本考虑；三是「食髓知味」。香港艺术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当某年的一个节目叫座，翌年一定四处寻访一个「希望」令观众「食过翻寻味」的节目。我写「希望」，是因为以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接捧」节目大多是出于催谷票房的主观意愿，或「策略」，而不保证水平优质。去年最令艺术节骄傲的是《高校男生》，演出场地同样是演艺学院歌剧院。纵然这安排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起码不似《聊天室》和《国民身份》，两出戏都不是以「表演」和「奇观」来呈现的戏剧，却被生硬放在空间要用masking（黑布幕）来缩小（《聊天室》）或搭出布景却没有实际用途（《国民身份》）的歌剧院舞台上。

更有一点，假设这两出「简约」、「变化少」、「讲多过做」（偌大的空间没被利用）和由不知名年青演员担纲，题材又不够「大众化」的戏剧是由本地剧团所创，你相信香港艺术节的节目编排会认为它们能「登大雅之堂」吗？以一个本地戏剧人的身份，我相信即便我的作品如《我Ｘ学校》或《爱在考试的季节》再有「创意」和「启发性」，本地的年青人们也不会得到现在英国国家剧团所得到的优待和青睐。

相反，去年我以被台湾两厅院委约的《水浒传》向艺术节的节目编排负责人苏国云提出参加○八香港艺术节的可能性，所得的答复是「我们对不为艺术节专诚创作的戏剧没兴趣。」当时我便反问，「那为何外国艺团如翩娜．包殊就不受此例规限？」。最后，艺术节拒绝《水浒传》的官方理由是「没有适合舞台的档期」。

如果上述批评看似「公器私用」、「公报私仇」，那是因为作为本地剧场工作者的我，在一个不适合某些剧目的空间上看到效果被打了折扣的演出，使我无法不去质疑这种安排是否也有着某种「私」心存在——灰姑娘的姊姊们为了被王子垂青，情愿把脚跟削去也要套进不合穿的鞋，为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