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所有地面，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面，因为我要把它赐给你。”
——《圣经◎旧约◎创世纪》

    犹太民族是从神话中走来的：当上帝对人类施行大洪水后，诺亚走出了诺亚方舟，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长子闪的后人亚伯兰，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由于种种善行，蒙上帝耶和华许诺下诺言，正如本文篇首所引。 
    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二千万人，这个数字在数亿、数十亿的世界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个民族群星璀璨、智者如林，在人类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不少影响世界发展、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匠大师：毕加索、“现代理论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原子物理学之父”尼尔斯·玻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做过英国首相的迪斯累利、曾任法国总理的布吕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铁娘子”奥尔布赖特——这些振聋发聩的名字，不由得人们不由衷赞叹。
    然而由于犹太人的优秀，特别是在商业方面的卓越天才，使他们遭到了过多的嫉恨。犹太民族的历史，可谓是一部血泪史，二战中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震惊了整个世界。当希特勒德国疯狂排犹、灭犹，无数犹太难民颠沛流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上海却对犹太难民伸出了救援之手，热情地欢迎他们前来上海避难。 
    上海不仅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而且也是各种难民的庇护所。翻开中国的近代历史，可以发现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国内大批难民逃到上海；而外国的淘金者和流亡者也先后涌入，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占我国大片国土后，迁进上海租界的难民为数更多。实际上，上海历来是座难民城，上海的发展就是靠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它的繁荣是与人口的增长同步的。而日本入侵者深知犹太富商的到来会把他们在上海的既得蛋糕做大，因此并未接受纳粹的建议将犹太难民全部消灭。日本曾设想：把犹太人从欧洲吸引过来，在满洲或其它占领区建立移民点，以便利用在世界金融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中的巨富（如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哈同家族、嘉道利家族）的资金和影响。为此，在1938年召开的“日本五大臣会议”曾提出：“我们不能像盟友那样排斥犹太人……因为我们要外国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亡命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粗陋的居住条件仍然遮掩不了他们的艺术灵性，这里的路都不宽，人很多，老旧的建筑大多没有得到妥善修葺，无奈地透着一种衰败相，不过只要细致观察，透过不体面的外表，还是可以窥见当年的浪漫和优雅。 
    一幢通体乳白、不无奢华风味的西式老楼静静矗立在霍山路（原惠山路）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正面的三大块窗饰，精雕细琢，这是种优雅的欧洲风格，是有闲年代的产物。此楼原是东山大戏院，犹太难民来后租下了顶层，配上凉亭、餐座、红花绿草，脱胎成了体面的屋顶花园（Mascot Roof Garden），每到假日总是人头攒动，听得到难民们说着英语、德语……赶巧了，还有犹太音乐家捧场。四五人的小乐队，拉响的却是不打折扣的专业水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回访上海的老音乐家列文斯基，到了屋顶花园的原址，感慨颇多。他说：“1940年代来上海的犹太难民里有差不多三百人有专业演奏家的水准。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维也纳，据我所知有至少三人在金色大厅表演过。”和列文斯基一样，这些音乐家来上海后多半扔下了自己的琴弓，转行去做咖啡店的服务生、舟山路上的理发师，甚至还有去当保镖的。“拉琴的机会还是有。犹太社团会请我们去难民所和嘉道理学校表演。印象最深的还是去Roof Garden，还没走上台就有掌声传过来。一看是在奥地利就认识的熟客。演得最多的是德彪西，难民们也听贝多芬，虽然他也是德国人。” 
    犹太人把欧洲的时尚也带到了上海。屋顶花园甚至还举办过一次上海小姐比美竞赛。屋顶花园的名气在那个时候达到了鼎盛。

    舟山路的犹太人老房子成为了历史风貌保护区，这些三层建筑的光顶略显出哥特式的风味，红砖拱圈与雕花柱头说明这楼并非草草的急就章。房屋的住家们却无这份优雅与从容。战争年代一幢楼里要挤五六个犹太家庭，常常是一家老小济济一堂，烧饭用煤球炉，想洗澡得去街角的老虎灶买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一个住在舟山路59号的犹太男孩从小就学会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战争结束后，他去了美国。到了1970年代，成为卡特总统的得力助手——美国财政部长。 小男孩名叫布鲁门撒尔，就任部长后他四次回访中国。他说：“在犹太史书里，‘上海’一词将永远有一席之地。” 
   
    长阳路（原华德路）24弄，一排低矮的石库门房子。拥挤，压抑，墙板单薄。奥地利的小提琴家维腾贝格离开了他在维也纳郊外的别墅后就住到了这里。以教授小提琴、钢琴演奏为生。他既教小提琴也教钢琴，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先施”公司老板郭琳爽的公子和千金。有一次维腾伯格病倒在家，郭家闻讯后，立刻送钱去救急。 二战结束后，难民们大多去了美国、以色列，维腾伯格却执意留在他长阳路24弄的小屋里。1949年后，维腾伯格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为上海带出了第一批新音乐家。1951年夏季的某一天，维腾伯格的上海邻居发现他倒在闷热的小屋里，琴弓仍握在手，琴架则被碰倒，乐谱撒落一地。

    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摩西会堂旧址）：长阳路上的三层红砖房，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圈，大门上方则是犹太教的标志——“卫星”，整体风格朴素稳重。会堂于1927年完工。本是私宅，不久后由俄罗斯犹太人改建为犹太教会堂。与当时的其它六所会堂一起，成为上海犹太人每周祈祷所在。1992年改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会堂底楼设祈祷大厅。 二楼与大厅相通，环绕着十圈“Gallery”，类似电影院里的两层包厢，专为犹太小姐、女士们准备，以同正厅里的男同胞们保持距离。三楼是会堂人员的办公室，也曾辟作难民子弟的小教室。再往上有十一平米余的阁楼，当年却住着一个五口之家：三个犹太小男孩，每天用煤球炉做饭的母亲，以及在会堂里做杂役的父亲。小男孩之一从以色列回摩西会堂，现在七十岁，在车行管着五百辆出租车。

    在闻名世界的南京路临外滩路口，一幢大部用花岗石砌筑的13层钢架结构大楼傲然而立，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这就是和平饭店北楼，曾经被人们叫做沙逊大厦的地方。这无疑是在上海的犹太人建筑的代表。大楼外形简洁明朗，属近代西方建筑形式，受到19世纪末出现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建筑风格的影响。它的外部虽不重雕琢，而内部却装饰得豪华无比。它的各层设有不同国家风格的住房，其中有德式、印度式、西班牙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英国式、中国式、美国式等，汇集了9个国家不同风格的装饰和家具。沙逊大厦在当时外滩的众多高楼中，为最高的一座，它的墨绿色金字塔形的楼顶，可谓是遥遥领先的群楼之冠。

    如同善于创作怀旧经典的上海女作家陈丹燕描写的，从欧洲九死一生逃亡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的犹太人的房间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永远拉着白色丝窗帘的房间，像他们母亲的温暖子宫一样，包围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制约着他们……今天，上海的年轻人们，开始在这人去楼空的老房子里，听老人们用从犹太人那里学来的希伯莱语喃喃细语，寻找那些怀旧而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