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否真有其事？

    在诸葛亮治蜀一年多之后，内外局势基本稳定，蜀中经济复苏，元气已然大复。但这时倘有“南中叛乱”没有平复，其一直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还有扩大蔓延的趋势，到了必须动用“外科手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南中古称“西南夷”，自东汉起，就属于益州管辖。南中又辖有四郡，它们是：牂牁郡（辖区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及云南东部）、益州郡（辖区在今云南省中部）、越嶲郡（辖区相当于今四川西昌地区）和永昌郡（辖区相当于今云南保山、临沧及大理州等地）。由于当时益州的统治中心在巴、蜀一带，而“南中四郡”在益州的南面，所以习惯上称之为“南中”。

    南中地域广阔，占了当时益州全境的一半左右，辖区相当于今天的云、贵两省及四川省的西南部一带。南中地区虽然文化上并不发达，但那里的物产极为丰富。当地盛产金、银、丹漆、牦牛和战马等；也有粮食产出，以及蚕丝品等手工艺制品。另外，南中还是益州陆上通往南亚、中亚的通道，是益州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但这里因各族杂居，民风彪悍，一直不服汉人统治（因民族之间关系没有处理好），因而时有“叛乱”事件发生。

    远在西汉武帝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受派到南中进行“宣抚”，并奏请“为置郡县”。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曾经奉命出使过南中，他在《史记》名著里，把这里的山川风物、及历史沿革等，作了专论介绍，后成为研究“南中”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到三国时期，刘璋任益州牧时，因其势力不振，对南中的有效控制，就只余有益州一郡了。刘备入主益州后，曾一度要恢复对南中的全面控制。他前后曾派了几任都督，来加强统一管治南中四郡。过后南中局面虽有所改观，但局部小型的“叛乱”仍然没有停歇。待到刘备讨吴兵败、退守白帝城以后，南中的一些“夷族”首领和当地汉族大姓豪强，认为蜀汉政权势力业已衰落，可以趁机割据称雄了。他们便互相勾结，散布谣言，鼓动边民一起“造反”。

    最先起事反叛的，是越巂郡“夷王”高定元（亦名高定）。他的响应者是益州郡豪族雍闿，也是气焰最嚣张、野心最大的一位。雍闿是杀了益州郡太守正昂而起事的。后当诸葛亮重新派来张裔，继任郡太守时，又被雍闿带兵将他捆绑后，送到东吴，表示向孙权臣服。孙权当时为培植在南中的“亲吴”势力，以扰乱蜀汉后方，便接受了雍闿的投降，随即任命他为“永昌太守”，鼓励他“努力工作”。雍闿便游说牂牁郡太守朱褒叛蜀，朱褒则以全郡响应，并表示愿意归附到雍闿的势力范围中。雍闿并怂恿益州郡名叫孟获的少数民族首领，跟他拉帮结伙，向当地边民散布谣言说：“现在的官府，要大伙共同献出没有一根杂毛的全黑的‘乌狗’三百头、蟒蛇的脑髓三斗、三丈长的‘斫木’三千条（据称此木最高不过二丈），你们办得到吗？”雍闿、孟获一伙，就是用这些无法办成的事，来欺骗和威胁民众，以煽动不明真相的“夷民”起来造反，跟他们一起反抗于蜀汉政府的管治。

    雍闿又率领他的部属，得意洋洋地去到永昌郡，要领任孙权所封的“永昌太守”一职。此事却遭到了蜀汉方太守吕凯的坚决抗击，所以一时未能得手。雍闿见此，便即往同高定元联系，商定好有事时共同配合行动。到此为止，南中四郡已有三郡公开“叛蜀”，就剩下永昌一郡，也是孤立待援，危如累卵。而蜀汉早先派出的“南中”行政长官李恢，已被“叛民”们围困在了滇池（今昆明）之地，与成都方面一度失去了联系。

    建兴三年（225年）春，魏文帝曹丕大举兴师讨吴，已无心顾及到蜀汉的事情。诸葛亮遂决定乘此时机“南征平叛”，于是揭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擒孟获”的序幕。后主刘禅也特地下诏，赐丞相诸葛亮铁钺、羽葆等仪仗，为壮其声威。但丞相长史王连却对孔明此行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疬之乡，丞相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这也就是说，对于南中不毛之地，不应该由一国之相而亲自前往，只须派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就可以了。

    诸葛亮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诸将才不及自己”，而“南征”事关重大，非自己亲往不可。为什么说南征事大呢？其实南征在孔明心里，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只是一般人难已知晓罢了。孔明南征的目的，是为了全力北伐曹魏，实现兴复汉室的大业，以不负先帝刘备的重托。那么南征平叛，就在于能收复当地人心，寻求相对安定的局面，以便在北伐时没有大的后顾之忧。早在十八年前，诸葛亮就提出“南抚夷越”之策，即是对于益州南部的少数夷越民族，要采取安抚政策，以保持境内后方的稳定。所以诸葛亮的南征意义，可以说是七分的政治，三分的军事。

    据《三国志·马谡传》，当诸葛亮辞别了后主，率军从成都开拔出征时，众位文武百官一直送别至郊外。唯有参军马谡难舍难分，一连送行于几十里远。孔明对马谡道：“你我共事也有多年，今日里南征暂别，很想听听你有何高见？”马谡回答：“南中倚仗山险路遥，叛乱不服，为时已久。今天征剿完他们，明日他们又反叛了。现今丞相您想的，是要举全国之力北伐，跟强敌曹魏决战。但是当南中诸贼悉知我们无心顾及他们时，便会很快发动叛乱。但如果对他们大开杀戒，赶尽杀绝，这也远离了仁义之本，况且也难已做到速战速决地解决问题。所以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这次南征，以收服其人心为上策。”

    马谡的这一席话，正与孔明的想法一样，所以便将“攻心为上”作为行动指南，号令全体南征将士严格执行之。对于这段“攻心攻城，心战兵战”的史载，虽说被后世传为美谈，但也引起一些质疑。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就认为，所谓的攻心攻城，应当是早就要拟定好的战略方针，而不属于临机处置的战术问题；实不该孔明临出征前发问，马谡也不应延迟到送别之时才说出来！吕老先生的质疑是独具慧眼的。但他也没有否认马谡跟孔明聊过这样的话，只是时间出错而已。笔者以为，或许他们曾经私下谈论过南征的事情，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南征临别，在公开场合重复谈及，便被史官们作为美谈而记录下来了。

    诸葛亮所率南征大军总共近十万人，非如《三国演义》说的五十万人；所带将臣，也没有赵云、魏延、蒋琬、马谡等。孔明军事部署，是分成三路南下的：东路军由马忠率领，目标是讨伐牂牁郡的朱褒；中路军是要原任南中四郡总督李恢带领，以大跨度穿插至滇池方向，再向北包抄攻击益州郡的雍闿与孟获；西路军是这次南征主力，由诸葛亮统率，从水路进入越巂郡，讨伐最先叛蜀的夷王高定元。然后这三路大军克期会师于云南滇池。孔明还特地任命王士为益州太守，以其部支援、配合李恢进讨雍、孟两名强贼。

    高定元悉知是蜀汉丞相孔明来亲征于他，便耍弄了一个小诡计。他率军撤出永昌城，布防在外面的高山上据险而守，想引诱孔明之军进入永昌空城后，再联合雍闿、孟获等部包围此城，断其外援，然后可如甍中捉鳖似地，一举歼灭来犯之敌。高定的这个小计谋，怎么能骗得过诸葛亮呢？孔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下令不入空城，而是在战略要地“卑水”处立营，守险而待敌。孔明是想让高定聚合部队来攻击时，充分利用蜀军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的优势，将这些乌合之众一网打尽。所以，孔明很愿意这些人都出来，聚集在一块儿，这样可以全歼；如若是他们分散“打游击”，反而倒很难办了。

    高定眼瞅着诸葛亮不上当，还以大军压境，心里发虚，便立即派人去向雍闿、孟获求援。雍闿这时候，也感觉自己不是诸葛亮的对手。是战还是降？他的心里面犹豫不决，但是又迫于“联盟”之约，只好硬着头皮带领所部，前来援助高定之军。当孔明悉知雍闿与高定之间已出现矛盾，便派出益州太守王士到雍闿处游说，想把他“争取”过来，以孤立首恶份子高定。不料，此事走漏了风声。高定得知后怒火中烧，亲带主力杀向雍闿营中，斩其首级，蜀使王士也同时被他杀害。诸葛亮见二贼之间发生了内斗，认为主动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向高定巢穴发起攻击。经过激战，蜀军全歼高定所部，并俘获其妻子，仅高定本人逃脱。孔明看高定“道穷计尽”，认为他只有走“归顺”一条路，所以不作追击，准备接受他的投降。

    然而高定也算条血性汉子，他重新纠集了二千余人的队伍，并“杀人为盟”，“求欲死战”！孔明也只得叹息一声，挥军迎击。于是，蜀军阵前斩首高定，并一举克复了越巂郡。在高定死后，他的拍档孟获，便收集其余部，退回到益州郡内。当年的五月里，诸葛亮领军涉过泸水（今金沙江），继续向孟获追击。此间蜀汉的东路军捷报飞传，由马忠带领的部队所向俱克，并袭杀了朱褒，收复了牂牁郡。诸葛亮便任命马忠做了牂牁郡的太守。因为马忠精明强干，后在当地“甚有威惠”。

    率领中路军的李恢所部，却在实施迂回包抄益州郡的过程中，因兵力太少，被雍闿、孟获煽动起来的“蛮夷”叛军，围困在了昆明地区，同诸葛亮大军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这时候李恢也耍了个小阴谋，却获得了成功。李恢派人送信给叛军，诈称说自己也是南中人（益州郡人），此时若能够解甲归田，便也心满意足，所以，想打算同叛军坐下来商议，怎样联合对付汉军，现特地来以诚相告。这些“夷军”听了后，竟信以为真，便放松了对李恢军的围攻。

    于是李恢发动突袭战，一举破敌，并且北攻至益州郡边境，南突到盘江，东跟牂牁郡的马忠部打通了关系，西面又得与诸葛亮大军相呼应。由于李恢所部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军事主动权，在这次南征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后来诸葛亮论功行赏，以李恢的军功为最高，赏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

    于是，诸葛亮所指挥的三路大军，从北、东、南三面，同时向孟获盘踞的益州郡内进发。经过几番攻击，将孟获残部包围在了南盘江的上游（今云南省曲靖一带）狭地。激战过后，蜀军生俘了孟获。诸葛亮早听说夷人首领孟获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不仅在夷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还深得当地汉人的信服，于是想征服他为蜀所用。

    诸葛亮对待孟获非常的礼遇，亲自宴请他，并带他到蜀汉军营中，参观汉军的营阵兵容，以显示蜀军的威武雄壮。一番客气后，孔明问孟获道：“我们的军队还行吧？”孟获回答：“先前未知虚实，所以战败。现在参观了你的营阵，若仅此而已，如让我统兵再战，获胜将是易如反掌的事！”孔明听后笑了起来，便下令释放孟获，让他回去招兵买马，重新再战。据史书《汉晋春秋》上讲，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后，仍然放他回去聚众再战。此时孟获已是心服口服了，不愿再离去，并对诸葛亮说：“您具有天上的神威，我们南中人从此不再反叛了！”于是，蜀汉三路大军在滇池（益州郡政府所在地）会师，诸葛亮的南征平叛，从而顺利结束。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事迹，不见于《三国志》本传，而是散见于《汉晋春秋》、《华阳国志》等其他史书之中，更被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采纳。因为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诸葛亮以心服人的深意，所以广为流传，影响至深。但对于这种事件是否真实存在？怀疑之声可谓不绝于耳，而且理由充分。

    对这事的不可信之处，主要以为：打仗非同于儿戏，是要耗费人力、物力作代价的。所谓“七擒七纵”于孟获，难道诸葛亮不懂珍惜这样的成本吗？难道以仁义为本的他，会不惜以战士的生命作儿戏吗？此其一。孔明平叛南中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地安定后方，为即将要展开的北伐做准备的，这里主次已经分明，他怎么会为了一个孟获，不厌其烦地七次纵擒，来浪费宝贵时间呢？此其二。在《三国志》本传里，对于孔明南征之事的记述不过几句话，说明战事甚少，没啥好说的。而以蜀汉正规之军，对阵孟获这伙山林毛贼，实力相差悬殊，胜负自然明了，且其又是累战而不胜，又何必等到七次过后才心服口服呢？这是其三。

    现在我们可以列举两个客观事实，来进一步说明上述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是在时间上面。诸葛亮是在春季三月开始南征，五月里渡过金沙江，正式展开对孟获的攻击，到初秋时已完成战役并与其他两路蜀军会师于滇池，而后他选派各郡官员，处理好相关后事，便匆匆班师返回了成都，这时最晚只能为深秋之际。因为各种史料均说明，诸葛亮南征是“其秋悉平”的。这即意味着，留给诸葛亮同孟获较量的时间，最多就只有两月多一点，怎么能做到“七擒七纵”呢？就算以孔明的高超智谋，打一场漂亮的战役，总得前后耗时半个月吧（还定要生俘孟获），而七场战役的合理耗时要得近四个月，所以从客观时限上讲，不可能存有孔明“七擒七纵”于孟获的。

    第二个方面，孔明“南征”想达到的效果，就是如他说的：“盼望社会秩序粗略的复原；夷、汉之间粗略的相安。”也就是求个大致基本的稳定就可以了，因为从客观上也做不到更高的目标。那么，记述“孔明采用七擒七纵的手段，终于征服了孟获的心，使他对蜀汉感恩戴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只是为了一个“南中从此彻底平复安定”的完满效果。而如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呢？那么七擒七纵就应当变得没多少意义了！

    依照《三国志》里的记载，在孔明返回成都后不久，在南中当地就发生了反叛，并杀害了蜀汉守将。是李恢又率兵平叛，并锄剪了其首恶份子，还将其首领送到了成都“软禁”的。又过了六年后（231年），当地的部族首领刘胄起兵反叛，而南中总督张翼征讨也未能奏效，最后才在继任总督马忠强力征讨下，给镇压下去了。还有孔明斩杀高定、平定越巂郡以后，也发生过数次“夷民叛乱”的事件，并杀害了郡太守龚禄和焦璜。到后来刘禅去巡视时，竟不敢住宿于郡治所在地，只得留宿在离此八百里远的安定县城，故而称此郡是徒有虚名。最后，是在汉将张嶷的恩威并施之下，局势才得以基本的好转。

    上面只是有记载的比较重要的事端，还有时常发生的较小、短暂的动乱，也就忽略不计了。另外一方面，孔明也没有让深得众望的孟获留在当地，而是将他“请到”成都担任朝职，后官至御史中丞。连他的弟弟，也是“封官”于辅汉将军，说明了孔明的用意之深。

    但总体说来，诸葛亮南征平叛基本上是成功的，达到了他所要的基本效果，只是被一些后人过度夸耀，传成于近乎神话了。既然距离不算太远（晋代）的几种史籍，同样记述了孔明七擒孟获之事，当也不会是空穴来风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七次之多？若如从客观上推论，三次或者四次，这当是最合理的解释。至于还有另一种推论，就是说孔明经过大小七次战斗，终于把孟获降服了，但这似乎不符孔明本意，有欠妥当。

    诸葛亮在平叛基本结束后，对南中后事的安排，还是非常之到位的。他将管辖地域过于庞大的南中四郡，分成了七个郡，这样有利于各当地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也削弱了原来郡守过于强大的权势。对于有相当势力的越夷族首领和地方豪强，孔明则把其中有心忠于蜀汉的精英人物，“请往”成都中央政府里任职。另外的人，则尽量把他们迁移至异地，以尽力消除他们的属地影响力。这些人所拥有的私人武装，则被孔明加以收编整训，后成为他北伐中的一支精锐之军。

    为了让南中地区有个基本和谐、稳定的局面，也为了促进汉、夷之间的民族和解，孔明采取了“不留兵，不运粮”的策略，并将郡治下的县级官职，大部留给当地的部落酋长们来担任。另外，孔明赞许内地汉人移居南中，以便加深民族交往融合，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这些措施的实行，是符合于他的“南抚夷越”策略的。因此从实践中观察，孔明的南征虽然以军事行动入手，但却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深刻影响方面了。

    在南中地区，事关诸葛亮留下的遗迹与民间传说，一直源远流长到现今。在云贵两地，遗有诸葛营、诸葛井，以及武侯祠宇等。今天云南的思茅县名，就是以孔明南征到此时，因思念他过去的隆中茅庐而得名的传说。相传孔明南征途中，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授用火驱虫、以水去邪的办法，以致流传并形成了今天彝人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有些诸如此类的美丽传说，甚至传播到了缅甸老百姓的口中。这说明诸葛亮的这次南征，给当地群众留下的印象基本是正面的。

    然而我以为话也要分两头说。诸葛亮对于治理南中所采取的政策，只能说比起先前的统治政权，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表露出了他的某些开明性，这无可否认。不过，在他在位期间，对南中的税赋征收是加强的；包括征调了许多的战略物资，特别是征用了大批强壮青年参军，成为他后来数次北伐的兵源之一。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在南中地区得到了贯彻执行，促进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交流，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蜀汉封建政权对南中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仍然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