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曲解了陶渊明

    生活在我国东晋之末的大诗人陶渊明（据《宋书传》：陶潜字渊明。或说，渊明字元亮），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据鲁迅先生的评价，“陶渊明先生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东晋末年，战乱不断，天灾连年，这一直伴随着陶渊明，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从他7岁起到21岁）。

    陶渊明生于一个破落的士族家庭，他8岁丧父，又“少而贫苦”，“亲老家贫”。为了糊口养家，他在“向立”之年（29岁）开始，曾经三番四次地出仕，任职微官。直到了他41岁时，再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去了彭泽令，归隐田园而止。这其间，虽然前后跨度长达23年，但陶渊明具体的在官时间，共计只有不足5年。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而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陶渊明无力改变现状，又不愿同流合污，这是他隐居田园的真正原因。

   陶渊明祠

    按照陶渊明诗中的自言，即他“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所以说，“归隐田园”之举，这并非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决心要告别污浊官场，敢为真隐士的宣言书。这里面表现出的，是他对归隐的“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愉悦心情；是他对隐居田园生活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平淡遐想。更昭示了他的乐天知命的人生价值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同时的好友颜延之，记述陶渊明“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陶渊明以隐居不仕，固穷守志的生活实践，真实地见证了他的为人本色与风格。所以，“松菊”、“清高”、“真淳”，就成了陶渊明的代名词，并得到后世名人的诸多赞佩和追思。

    《宋书·隐逸传》的作者沈约，记他“贵贱者造诣，有酒便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萧统的《陶渊明传》，则赞叹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在《莲社高贤传》书里，更是说他“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叩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传世名画：渊明逸志图

    在丽词靡声的南北朝时期，恬静自然的陶渊明诗文，是不受看重的。从唐朝开始特别在宋代，人们才体悟出了他的“伟大”。李白在《戏赠郑溧阳》诗里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中唐诗人白居易，也曾写诗云：

                            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徵君。

                            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

                             ……

    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亦写有真情诗曰：

                            文举与元体，尚得称世旧。

                            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

                            挂冠不待年，亦岂为五斗。

                            我歌归来引，千载信尚友。

                            相逢黄卷中，何似一杯酒。

                            君醉我且归，明朝许来否？

    清.雍正粉彩笔筒:渊明爱菊图

    然而，当历史走到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以思想家及文学家而著称的鲁迅先生，却对陶渊明的“归隐田居”大不为然，且颇有微词。鲁迅先生在1935年1月25日，写了一篇题为《隐士》的文章，主旨在揭露并批判历史上的假隐士、实为掠取名利的虚伪人事。该文点了陶渊明的名，并也举例说明陶的“闲情逸志”，是大有乾坤的！此文也被后来攻击陶渊明的学者及俗士们，信奉为有效的论据，得此大做文章。诚然学术之争，是以百家争鸣最好，疑难越辩越明，真相总是会大白天下的。这里请允许我先将该《隐士》文，摘录几段，然后一一据此辩论，算作是自己读史学习的心得，想要抛砖引玉罢了。鲁迅先生在他的《隐士》文中，有写道：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鲁迅先生所说的“吸烟品茗”的隐士，不知是指哪一朝代的人。我想这绝不是陶渊明时代的人，但为何要加上“凡是”呢？如果鲁迅所指现代的某些假隐士，这就犯有“以今讽古”的错误了。先生认为凡是有名的隐士，都总是过着“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生活，这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试问，古代著名的隐士中，伯夷和叔齐二人，以耻食周粟，而采食野菜，致病饿而亡，他们幸福、优哉吗？庄周也算是一大隐了，但他“住在穷街陋巷，困窘地织鞋为生，饿得面黄肌瘦”，说自己“是贫不是病”，并拒绝了楚威王高官厚禄的礼聘，难道庄周生活得幸福、优哉吗？再如陶渊明《咏贫士》组诗中，所举的一些个隐士，像“荣叟老带索”，“原生纳决履”等，以及“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这些人均“总是”与“幸福”有关联吗？

   张大千绘<陶渊明诗意图>

    所以我认为，“隐士”与“幸福”并不能划等号。当然，对幸福的理解因人而异。那些安贫乐道之士，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他也“不改其乐”。这种以苦为乐的清福之享，如跟俗世间的所谓享福相比较，其实在意义就大相径庭了。

    鲁迅先生在文里提到，陶渊明有奴子（或是雇的佣人）。此据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所提及：（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子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谴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即高梁），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即粳稻），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这事儿成了一段公案。所讲述的实际情况，是在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他所辖区的公田，肯定是以县衙出面派人去耕种的。但陶渊明家中的田地如何办呢？因为陶渊明是将家属留在家中，自己一人去上任县令的。据有关学者的推算，此时陶渊明是41岁，而他的长子（共有五子）陶俨，年仅13岁。那么，其家小若靠耕田种粮维持生计，是相当难办的。

    陶渊明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便送了一名“力子”（约是强壮劳动力）到儿子们身边，帮助耕地种粮，以解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问题在于，这一名强劳力是什么身份？会不会是陶渊明以权谋私，让县里公派出的人呢？如果是，那么陶渊明在做了81天的彭泽令后，辞职走人了，这名公派的“力子”也就当会离开陶家，而返回到县衙去了。

    不过，这事儿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他会不会是陶渊明原有私人的“奴子”呢？但是，既然陶渊明很明了家中缺乏的，就是劳动力，为何还要带他到彭泽县去呢？既将此家中的“奴子”送回家里去，就不应该叮嘱儿子“善遇”什么的，他们彼此也应当早已熟悉了。要么，这可能是陶渊明上任之后，新花钱雇的奴子，但这又找不到任何旁证的记载，予以说明之。

    对于陶渊明家有奴仆的事情，他的好友颜延之从未提起过，反而在《陶征士诔》文章中，明确地指出陶渊明是“少而贫苦，居无仆妾”。另外几部相关陶渊明的传记里，均称陶是“躬耕自资，遂抱赢疾”的，并无关于陶渊明使用奴仆生财的记载。而陶渊明自己，唯一的奴仆记述，就是在他《归去来兮辞》里，所说的“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这一句。此后的陶诗文中，再也没有提及此“僮仆”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参与了什么事？我们无法得知。

  传世绘像<陶渊明图>

    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以此为据的。试问，陶渊明仅靠这一“奴子”，又是种地，又是营商，正是陶家的“生财器具”，可使陶渊明吃得上饭，喝得成酒，并得以免死于东篱旁边，这可行吗？能使人信服吗？从各种史载，以及陶渊明的诗文中来看，陶渊明从辞官归隐后，他的生活大约是每况愈下的。

    陶渊明（时年51岁）所作的《与子俨等疏》，对其儿子言道：“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这是因于家贫，陶渊明不但亲自劳作，还让儿子从小也参加劳动，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尚不能做到，便对孩子们产生了怜惜之意，愧疚之情。以安贫乐道的陶渊明，处在严酷的现实之中，他有时出现的矛盾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文中说，因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而他的叔父，便推荐他做了彭泽令，意在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然而，陶渊明只做了八十来天的县官，就辞职不干了，此时连公田里的粮食，也还未来得及收哩！而《归去来兮辞》的文中却说，陶渊明尚未到家，就有“僮仆欢迎”，并“携幼入室”，还“有酒盈樽”了！这是否一种文学性的优雅高度的描述呢？让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读后，确实感到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是“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位于江西九江市郊的陶渊明墓地

    鲁迅先生还在他的《“碰壁”之后》杂文中，用有此即无彼的逻辑推论说：“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许多闲情逸志来著书？以至于‘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渊明），其时或者偏已有些酒意了！”先生此话，也太过曲解人意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正是过着穷到透顶的日子吗？那可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主呀，不就是以“十年辛苦非寻常”的精神，造就了这不朽之作吗？怎么陶渊明，就不可能有“闲情”写诗言志呢？古人不也曾言，“诗穷而后工”吗？想您鲁迅先生，一生著文颇丰，难道这些都是在“闲情逸志”之中，喝咖啡、吐烟圈，而写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