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

记者：刘亚军（刊载于《新华书摘》2007年上海书展特刊）

手记：

    点过翰林，任过清朝外交部官员，参加过维新运动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录用……

1902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

    对此，后来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认为，“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是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

    张元济使得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作风为之焕然一新。

深谋远虑  储备人才

    搞现代出版事业，首要的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张元济加入商务后，决心“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在编译所筹划组建时，便着手物色编译人才。在聘请蔡元培担任所长之前，他亲自出任所长，依靠这个群体，带动整个商务，进而推进中国的普及教育事业。

    编译所这一商务印书馆后来被证明最重要的部门其成立动议最初是由张元济提出来的，而且所中的重要人物基本上都与张元济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象蔡元培、高梦旦等人就是由于张元济的原因才进入编译所的。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可谓人才济济：庄俞、蒋维乔、高梦旦、杜亚泉、伍光建、胡愈之、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人皆为一时之选。编译所极盛时人员多至数百人。

    张元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人才的储备。他设想的“出新”，有三大措施：一是从商务内部提拔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这在编译所中做得比较成功。如提拔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胡愈之协助编辑《东方杂志》，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是“储才”，也就是培养人才。三是建议建立人才培养制度，如设立储才部，派遣重要人员出国考察，资助有关人深造，包括出国留学，设立职业学校，向社会招募人才等等。商务从一个小印刷厂发展到出版界的佼佼者，是和它长期网罗人才的活动分不开的。

                        广开资源   招股扩本

    张元济入馆后，商务资金来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士大夫中许多人与张元济保持着联系。夏瑞芳通过他的关系认识了更多的人，有机会招股扩充资本。商务早期资本的来源主要靠教会人士，所集资金不多。这时非教会人士入股多由于张元济的关系。据统计，商务的资本从1901年的5万元，迅速增加到1905年的100万。1901年——1910年间，全国资本万元以上的370家私营民营工矿企业中，其中资本超过万元以上的有15家，商务显然在民族工矿企业中名列前茅。1907年商务在上海宝山购地50亩建设了规模巨大的印刷厂，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到1910年底，它在全国19个城市中建立了分馆和支馆，成为一个集编译、印刷、出版、发行、销售为一身的全功能的大型出版社，被誉为“全国文化第一机关”。张元济在短短十年间，就初步实现了他在进馆时提出的“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目标。

顺时应变  革故鼎新

    机制创新：设立商务编译所。由张元济创建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变了商务印书馆的基本定位，其意义并不在于为商务创制一个全新的分支机构，而更在于某种意义上扩展了商务的经营范围，甚至改变了商务的经营性质。编译所的功能不仅在于校读社外来稿，还在于要自己独立编撰各类图书。在张元济的直接策动下，商务编译所有计划的规划和组织了《最新小学教科书》和严译世界名著为代表的大批著作和译作，仅1902年——1903年就出版了“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历史丛书”等数十种，此外还有传说4种、地理1种、地图2种、普通学7种、说部4种、《绣像小说》期刊种、其它6种。有了编译所的强大支撑，从此商务印书馆不再只是一个承担印刷任务的中介机构，而裂变为一个集编译、出版、印刷、发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品质与社会地位由此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理念更新：再次改革商务。1917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出版界将如何适应新文化运动，适应广大读者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渴求？张元济是商务领导高层中最早感受到，并勇于承认商务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有落伍危险的人。面对危机，张元济对编辑出版队伍做了一些调整。他任用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或思想较新的骨干分别担任《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等刊物的主编。如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为出色，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

    张元济在新文化运动中能过顺时应变，努力去转变出版方向。在搞教科书的同时，约从1917年起，开始有条件地把重点转到学术出版上了。从1918年到1920年，张元济同北京和全国各地学术界签订或讨论过许多学术著作出版计划，如北京大学丛书、尚志学会丛书、二十一世纪丛书等。这些丛书都影响良好。另外，影印古籍也是商务转向学术出版方向的一个重要内容。

抓住机遇  出版创新

    创新点一：引领教育与学术潮流。自参与维新变法时期起，张元济就一直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进入商务后，他敏锐地感到晚清转折的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为商务制定了“扶助教育”的战略方针。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的经营重点由原先的商业印刷品转向了出版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最新小学教科书》的出版甚至成为了商务拳头产品，十多年行销数百万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新式教育。张元济制定的出版战略不仅使商务印书馆实力大增，资本额由原先的四千元迅速增长到1910年的一百万元直至1914年的二百万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商务籍此转变，基本上奠定了其作为一个文化出版机构的基本面貌。据统计，1912年——1935年我国350个左右出版机关、团体出版的著作和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为13300多种，其中商务占3350多种，即25%。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这一时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自然科学占36.1%。工程技术科学占25%。这些书籍为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商务无疑也就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传播新学的最大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