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州月》

By 李伟长

王跃文以其作品对官场密码深刻的洞悉，对权力场中人性异化细致入微的体察，对腐败现象的无情揭示与批判，奠定了他在官场文学中领军人物的地位。他先后出版了《国画》、《梅次故事》、《官场春秋》、《西州月》等长篇小说，以及《朝夕之间》、《仕途》、《人命关天》等中短篇小说，其中尤以《国画》影响最大。考虑到作者其他的作品被研究得较多，论文选择《西州月》进行文本解读。

《西州月》是作者把《朝夕之间》、《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六个中篇小说编辑而成的。虽然如此，但小说的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等方面因为题材、内容的相互关联却显得浑然天成。《西州月》以关隐达开始给陶凡当秘书，然后辗转去各县任职，回来任市教委主任，到最后当上市长的从政经历为基本线索，以细腻的笔法描述官场中的人和事，塑造了关隐达、孟维周、王洪亮等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纷繁、复杂甚至黑暗的政治生活中隐含的官文化。小说基本延续了王跃文一贯的写作风格，就是着重表现一种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和个人在追求权力过程中性格的渐变。

作者在创作后记中谈到官文化时这样说：“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我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1]作者显然把他的理解倾注进了小说，文本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表现为陶凡、张兆林、孟维周、关隐达等人在追求、维持权力过程中彼此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没有明争，背地里却始终在暗斗。陶凡显得大气、从容，张兆林表面不动声色实则暗藏机锋，孟维周年纪虽轻城府却很深，关隐达诚实、磊落。虽然作者并没有用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腐败情节来显示权力的消极影响，但在其日常生活流式的平稳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权力占据了他们生活的重心。

作者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了孟维周的所作所为，这个形象隐含了作者对权力、权术的思考。孟维周之所以参加工作仅仅三年就提了正科级，是因为在他姨父的悉心教导下，对官场规则极为熟练的把握，该说、做什么，什么时候说、做，怎么说、做，都拿捏得极有分寸。在他的人生哲学里，他把一些并不合乎君子之道的手段理解为必要的领导艺术，并认为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他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官场，依靠玩弄权术、溜须拍马最终一路高升、畅通无阻，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只用了短短四年，为此有人说：“都说谁谁爬得快，人家孟书记可不是爬，而是在飞。”[2]他可以出卖朋友，可以把昨天的座上宾转眼就置于死地，显露出一种政客独有的成熟和冷酷。书中有个小细节就透露出他的心机，市委书记的司机马师傅担心自己被别人取代，托孟维周帮忙说话，孟知道纯属谣传，却耍了一个小手段，将原本不太服他的马师傅治得服服帖贴。

孟维周的算盘是：马师傅如果不知道事情早已定下来了，他就说去做做工作；如果马师傅知道已平安无事了，就说他同张书记讲过这事。不管怎么说，都要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表情。这会儿他心里有了底，更加卖起关子来：“马师傅，这事我本来不应同你本人讲的，这是违背原则的。不过反正你自己也知道了。详细情况我不讲，你听见了怎么个情况就算怎么个情况。我建议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也不要去活动，那样反而不好。我可以做做工作，相信不会随便动你的。”[3]

从中就可见孟维周的心机有多重了，结果自然是没有事情。但因为孟维周的欲擒故纵，马师傅“已从内心把小孟当做自己的领导了。自此，马师傅对孟维周敬服有加，言听计从”[4]。一件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竟然被孟维周演绎得一波三折，“事情看上去越是周折曲拐，越说明孟维周做的工作难度大，马师傅便越心怀感激。这件事多年以后都让孟维周暗自得意，他发现自己搞政治原来天赋不浅”[5]，不能不说孟维周的政治伎俩运用得异常熟练，就是凭着这样的手段在仕途上他才一帆风顺，而这些伎俩又何尝不是官文化的体现？

小说以更多的笔墨写到了权力型知识分子关隐达，虽然他在官场摸爬滚打数载，却始终难以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和气质。初涉官场的他并不顺利，直到当了市委书记陶凡的秘书后才逐渐进入轨道，凭着出众的才干、高洁的人品以及与陶凡相近的爱好，不但获得了陶凡的认可，也赢得了他女儿的爱情，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正以为可以步步高升时，却因为岳父陶凡退休后他在各个县被调来调去折腾了八年。为了改变沉浮、徘徊的局面，他通过告密获得了地委书记的信任，才被任命为县委书记。然而由于地委领导的变动，他又离开了这个还没有坐热的位子，调任地区教委主任，一呆又是六年，最后却意外地当选为市长。在关隐达十五六年的从政经历中，他见识了各种诡异的权术，却并没有深陷其中，对于自己仅有的一次告密行为，关隐达有着自己的想法。

“我这么做，在常人看来，的确有些滑头，甚至卑鄙。但官场上的事情，你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我要摆脱窘境，不这样又能如何？这只能说是策略，当然你说是权术也无妨。”……“你是知道的，我在官场这么多年，算是正派的。我近来反省自己，我也许吃亏就吃在正派。别人弄手脚你不弄，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当然我不是说今后我就要弄尽手脚，做尽小人。这次我向宋秋山告了密，我也不认为这是在做小人。我怎么不希望，大家都做谦谦君子？你好好工作，有德有才，领导就赏识你，就委你以重任。这样多好！可是搞政治不是拜菩萨，只要有好的愿望就行了。恰恰相反，现在你越是按照正常的思维去为人处世，你越会处处碰壁。你大可以埋怨世道不行了，人们都邪门了。可现实就是现实。你得在现实的基础上想问题，办事情。再正派的人，你要在官场有所作为，想真正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也先得好好地保住自己的位置……”[6]

关隐达的这段话道出了官场升迁制度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无法彻底抛弃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他在官场规则面前的郁闷和无奈。他身不由己地去追逐权力，但当关隐达每每被官场纷争搅得疲惫不堪、心生厌倦时，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时常闪现。

能回家乡多好！他又想起了家乡那片田野。小时候，每年夏天，田野里总是落满了白鹭。白鹭安闲而优雅，在那里从容觅食，或者东张西望。他那会儿真有些傻气，总想同那些白鹭一块儿玩。他便悄悄地跑到田垄里去。可白鹭见他走近了，就扑扑地飞了。白鹭不会飞远，就在另一个田埂上又落了下来。他便又小心地走过去。白鹭就这么同他捉着迷藏，他便愣头愣脑，顶着炎炎烈日，做着不醒的梦，晒得黝黑发亮。但是，当他离开家乡时，夏日的田野早没有白鹭了。[7]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传统知识分子良知的人，他内心深处潜存的人文情怀与冷冰冰的官场规则构成的冲突时常折磨着他、影响着他，他无法做到像孟维周那样轻易、迅速地遗弃自己身上的这些气质，这也注定了他无法像孟维周那样在官场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当大学生诗人龙飞来给他当秘书时，他心里想到的是又一个诗人死了。作者怀着一种温和、同情的情感塑造着这个人物。

对于小说关隐达意外当上市长的光明结局，作者这样说：“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8]按照真实的生活逻辑，关隐达这个“看似不错的结局”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不能因为残酷血腥的现实就放弃希望，或许这就是作者的寄托。

虽然王跃文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关注人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新时代背景下把官场文学创作提升了一个高度。然而，正如一个研究者提到的，“王跃文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他已经沉醉于他自己营造的官场文化当中去了……如果他能够及时清醒，将人性揭示与社会现状相联系，做出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继续深挖下去，他无疑会取得新的创作成就”。[9]除了展现官场众像外，小说对权力体制的质疑和反思显得较为单薄。作者虽然对关隐达的尴尬处境表示了同情，也营造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氛围，但是作者并没有在文本中提出自己对权力体制改革的期望，他确实沉迷于自己建造的官场世界。虽然关隐达最后在人民的呼声中当上市长算是一个光明结局，但这种结局何尝不是一种廉价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抚慰？实际上，这样的结局反倒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意味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