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上海之三

                                         弄堂

                             （还没有来得修正文字与语法的草稿）

（续）

我没有上海户口只能去安徽读书，姑妈无奈把我送回在安徽工作的父母家，凡是假期就会回到上海，和小英她们玩，我们就这样一起长大。以前弄堂属于我们家的时候由我们家抄水表，文革后弄堂完全归公了，抄表的事还是落在我们家，家庭成分不好就不敢出声了，否则给你一顶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帽子，谁都吃不消。家里的壮丁都分别去了黑龙江、安徽、四川等地支援三线或插队落户，家里的产业也都被没收了，海外关系，港台关系都无法联络，家中其余的人都在疲于奔命地挣钱，连祖母也要帮里弄加工厂缝手套来补贴家用。大家都没有时间，小英却帮我们家义务地承担了抄水表的任务，我也就有机会和她一起去到了弄堂里其它的人家。

小英带我到那个瘦高个的女人的家抄水表，她老公姓张，小英叫她张家姆妈，，她家的家具都很陈旧，很简单，很干净，地板被她拖的发白，家里散发着潮湿的地板味，地板坏掉的地方用铁皮给补上了，显得很不和谐，踩上去凉冰冰的。张家姆妈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将放在五斗橱上的摆钟玻璃罩打开，用把钥匙给钟上发条，她给我们介绍他大儿子毛头在陆军部队里得到了五好战士的奖状，又给我们讲小儿子阿三在海军里的参加文艺小分队吹笛子的事。她家的饭桌上放着一个大的罩子，里面有剩饭剩菜，家里的一切都很黯淡，除了那张放上了彩，穿着海横衫阿三的大照片，还给家里多少还添了一点鲜亮。从她家出来我问小英她是退休工人，她儿子都能自食其力为什么她总是给人感觉穷穷破破的。小英说张家姆妈会做人家（过日子），她每天生煤炉也是为了节约煤。

我们在那个喜欢晚间出门，优雅的女人家抄完水表后，隐约听到楼上有人练琴的声音，我好奇地想上去看看，其实在弄堂里我见过他们家的女儿好像一个叫维纳一个叫苏珊。我被小英拉住了，小英说弄堂里的人都说她们家妈妈在搞“浮花”，不要去她家。我不懂什么是“浮花”？小英说反正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也搞不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浮花”就是腐化的意思，那时的上海人多数是指婚外恋。

我们经过弄堂里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她在主人房阳台上给我们打招呼，她三十多岁，还是单身一人，她偶尔会来我家坐坐，我却从来没有去过她家。她躺在一张躺椅上，一手捧着书一手在一只大花瓶里抓炒米花吃。小英说她小资情调十足，在家不是弹琴就是听留声机，她收集了很多唱片，她家已经被搬进去的人都挤得只剩一间房了，她还是固执地过着她的小资生活。她知道小英在帮我们家抄水表，有时会请她上去喝杯咖啡。

我们也都喜欢吃炒米花，每当弄堂里爆炒米花的人推着他的黑色“粮食膨胀机”进弄堂时，小孩都会在家里拿一点米去排队，等着爆炒米花的人把一点米放进个那个厚厚的黑铁罐里再放上一丁点糖精，关上盖，一面拉风箱，一面转动着黑铁罐，黑铁罐地下炉火熊熊燃烧，当黑铁罐上的压力表到一定数字时就停下来，打开铁罐盖，砰的一声响，香喷喷、泡呼呼、白花花的爆米花都喷到一只大麻袋里，在粮食紧张的年代里，孩子们尽情享受“粮食膨胀机”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他们将炒米花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

对小英来说还有一户人家对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去了那个穿白衬衫的男孩海伦家里抄水表，那时海伦已经是小英的同班同学，他的家人都在打麻将，那时里弄是不让打麻将的，他们在每个麻将上裹上了医用胶带，洗牌的时候发出很闷的声音，他们虽然没有哗哗洗牌的乐趣，也还能消遣。海伦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她的姐姐各个精明能干，各有各自风格的漂亮，女孩到他们家会有种无形的压力，小英性格好，海伦的姐姐们看上去都很喜欢小英。

他们家有好多自制的手工艺品，好像在他家见过一盏用青霉素药水瓶做的吊灯，不敢肯定一定是在他家见的，但是能肯定在弄堂里见到的。那盏灯被制作得很特别，既精致又有气魄，是废物利用的一个经典之作。我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看见一只类似的吊灯觉得远远不如弄堂里那个美。

她家妈妈还是问我们很多问题，我们更感兴趣她家的手工艺品。后来再次见到那个男孩在我们长大了以后。

恢复高考后我和小英都幸运地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考，我在考试的时候得了肠胃炎，考得不理想，完全没有发挥水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替我感到可惜，当时安徽的录取分数比上海高，想想如果我的分数在上海可以去个像样的大学，虽然觉得不公平还是决定从新考，想考回上海读大学和小英在一起，小英也没有考好于是我们一起在上海复习准备第二年再战，那天我们俩在公园里看书，突然觉得后面有人，一看是已经在读大学的海伦，她深情地看作小英，小英一副不太理他的样子，但是一看就是知道不是发自她内心的，弄堂的风言风语说他们两人在谈朋友（谈恋爱）。那天，我们仨坐在湖心厅里谈了很久，谈了很多弄堂的趣事，谈了大家今后的理想，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都没能如愿。几年后，我们仨各分东西，都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弄堂。

海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小英没有继续读书，进了工厂，后来去了日本。我在安徽读完书到广州工作，后来又到了新西兰。

一天我接到小英的从日本打来的跨洋电话，她的声音有点不对，我问她怎么啦，她说：“我们的弄堂明天就要推平了。”我拿着电话久久发不出声音。我早就知道弄堂的人在搬迁，因为一条新建的马路要通过，但是这个电话却让我意识到我的老家就要没有了，我在一扇门上划下一道道的成长的记印还也都要被推土机埋在上海的大地下。在安徽我是过客，在广州我也是过客，在新西兰依然是游子，上海的房子，上海的弄堂是我梦里回家的地方，立刻就要消失了。最终我只是对小英说：“我很快就来看你。”我知道她对弄堂比我有更多的记忆，更丰富的情感，她在日本生活得很坎坷。

在日本东京的银座，我和依旧美丽的小英坐在餐厅里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人影憧憧。我们听着日本音乐，情不自禁地想到上海，想到弄堂，想到弄堂里弹棉花的声音。

小英没有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进了工厂，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上海本地的小伙子，并和他结了婚。婚后他舅舅让他去日本发展，他离开了新婚的小英去了日本。几年后他让小英也去日本，小英到日本的第二天，她的老公告诉他有个日本女孩爱上他，他要和那个日本女孩结婚了，小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几年来的期待，她的美梦都破了，一切来的那么措手不及。她告别了上海的弄堂，她辞去了上海的工作，那个年代要再回到国营单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她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她要生存下去，她强忍着痛苦在东京生存下来。

在她最艰难的时刻，有位日本朋友关心她，爱护她，她虽然非常的感激他，但是她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她不愿意再提感情的事。几年后她得知那位帮过他的人破产了，生性善良的她主动去到他的身边，她说她正在打两份工，维持着两个人的生活，一晃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没有孩子。那个日本男人是个有头面的人，她打两份工支持他的事还不能给人知道，她已经身心疲惫得很。

我问她当初为什么不和海伦将爱情发展下去，她说是因为弄堂。弄堂？我不明白。她说海伦考上大学后，她没有考上，海伦家的人不高兴他们之间的交往，因为有进工厂的指标她就没有继续高考，那时我已经因为特殊的原因离开了上海。没有想到弄堂里的怪话越来越多，弄得老实巴交的父母很不好受，她也受不了，后来和海伦中断了来往。她说想到这些年来吃的苦，比那些弄堂里的闲言碎语算得了什么，那时太年轻，不知生活的艰难。我问她有没有再次见过海伦，她说海伦早就带着妻儿回到上海，前一年海伦出现了家庭问题，要死要活的，小英她妈把事情告诉她后，她回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让海伦的家庭重归于好，她才回到日本。我说你还真当雷锋了。

我了解她，我深知她的善良，但是她不能老是这么下去，我让她回上海吧，那里有父母姐妹，不要继续辛苦下去了，她突然眼泪簌簌地流下，说：“阿拉（我们）的弄堂没有了。”我也说：“是，弄堂没有了。”我和她紧紧地拥抱，两个人都在流泪。

银座的大街上还在下着雨，日本音乐听起来更象弹棉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