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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什么要毁佛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毁佛,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为,史称“三武一宗”。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并不被重视,两晋以后,随着鸠摩罗什、佛图澄等一批西域高僧进入中华,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当时的中原士大夫对佛教并不接受,认为佛是外国的神,汉人有自己的神、圣,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石虎(字季龙)还曾下诏,汉人不得出家,不得进寺烧香。据《晋书卷九十五
“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肴,多生愆过。季龙(石虎)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止,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季龙以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就是说,后赵时期,百姓因佛图澄的缘故多奉佛,营造寺院,竞相出家,良莠不齐,多有不法的。后赵国主石虎命调查,著作郎王度说,佛是外国的神,功不施民,汉人不出家,历来如此,应该禁绝赵人入寺烧香,从官员士大夫乃至百姓一律禁止,违者问罪。国人为僧者,一律还俗。石虎下诏说,我乃出自北方边地,今为华夏国君,对于祀神,应遵从本来的习俗。佛是外国的神,应该兼奉,我国在边地生活的百姓原来奉佛的,可允许。
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些边地戎人政权,重杀伐,轻百姓,杀人如麻,以至于天地都不正常,天文多有凶相。据《晋书卷一百六
“时袄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灭。东海有大石自立,旁有流血。邺西山石间血流出,长十余步,广二尺余。太武殿画古贤悉变为胡,旬余,头悉缩入肩。季龙大恶之,佛图澄对之流涕。”
就是说,当时有许多奇怪的凶事,泰山上有块石头自燃,烧了八天才灭。东海海面上突然竖起一块大石,有血从石上流出。邺城西山山石间有血流出,长十余步,有两尺多宽。皇宫内的太武殿墙壁上所画的古时的先贤,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胡人的形象,十余日,头都缩入肩膀。
这些人不仅对外杀阀,自己父子兄弟之间也杀。后赵末年,石虎死后,他的后代悉数被杀。据《晋书卷一百六
“季龙小男混,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而斩之于建康市。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后赵的终结者)所杀八人自相残害,混自此有死。”就是说,石虎的小儿子石混,后赵灭亡后奔江左刘宋王朝,在建康被杀。石虎有子十三人,其中五人被后赵的灭亡者冉闵所杀,八人自相残杀而亡,现在,最小的儿子又被杀。
杀人者自己亦被杀,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这个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华,看到前赵“二石”(石勒、石季龙)的残暴,发悲天悯人之心,运用自己的神通,道化“二石”,救了很多人,可谓功德无量。这里仅举几个例子,看看佛图澄的神通。
一、凭空生莲花。据《晋书卷九十五
“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本,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
就是说,后赵国主石勒召佛图澄,要试一试他的道术。佛图澄取出他化缘的钵,烧香诵咒,很快钵中生出一朵青莲,光色耀目。
二、令龙吐水。据《晋书卷九十五
“襄国城(今邢台市)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竟往视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就是说,当时,后赵的都城护城河的水源在城西北,水源突然枯竭,石勒问佛图澄如何才能有水。佛图澄说,今天我要令龙来取水。于是,佛图澄与法首等几个弟子一起来到已干枯的山泉,坐床焚香,诵咒数百言,一连三天,有细水流出,而且有一条小龙随水而来,人竞相前往观看。一会儿,大水汹涌而来,护城河满。
三、隔空救火。据《晋书卷九十五
“澄尝与季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噀之,九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就是说,一次,佛图澄与后赵国主石虎同登高台,佛图澄突然惊道,有变!有变!幽州发生火灾了。于是,取酒喷之,过了好长时间,佛图澄笑称,火已被灭掉了。石虎派人到幽州去验证,说那一天大火四门而起,西南方向有黑云过来,突下大雨,雨中有酒气。
佛图澄之所以在后赵大施神通是有道理的。后赵王朝这个以武力为看家本领的强权政府对佛法始终时近时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随意性很强,所以,讲道理是没人听的,佛图澄只能现神通,这些人才能听从。
南朝与北朝的政治状况有所不同,对待佛法的态度也不同。佛法东来以后,很快被中原衣冠、世阀大族所接受,使本来崇尚清谈无为的风气,更增添了佛法的玄妙。如东晋明帝就以崇佛著称,这位皇帝还是画佛像的圣手,是与中国三大佛画家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齐名的佛画高手,东晋明帝亲自画佛像,悬于宫中。又东晋的简文帝也以崇佛而著称,据《晋书卷九
皇帝如此,世阀大族亦如此,比如东晋门阀殷浩北伐未果,被贬东阳,大读佛经,没有怨言。据《晋书卷七十七
“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
这里的“谈咏”就是谈经,他还亲自听经、讲经,虽然被流放,却丝毫不受影响。《晋书》称殷浩“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谈”。 当时南朝的名士如王羲之、谢安等人,逸游于会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以玄谈佛事派遣胸中的烦闷。
当时王羲之官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不得志,弃官而去,潜心佛法、玄谈。据《晋书卷八十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就是说,王羲之挂冠而去,与东土名士踏名山,泛沧海,忘情于山水之间,他感叹说,我啊,终当快乐一生。一次,谢安对他说,中年以来,常为哀乐所伤,与亲友离别,几天都不舒服。王羲之说,人到晚年,自然如此。正应该用音乐、诗赋、修行调节,不能让儿孙辈打扰,减少欢乐之趣。
南朝士大夫素有奉佛的传统,而且佛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比如南朝诗人谢灵运就曾在他的作品《山居赋》当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又有 “法音晨听,放生夕归”,完全时一个“僧人”的起居与生活,这里的“三世”、“六度”、“法音”、“放生”等都是佛学名词。
后来南朝佛教由于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举朝上下,讲经释典,一时江左地区的佛教盛况空前,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据《南史》,当时梁朝大臣郭祖深上疏就提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后来唐朝诗人杜牧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些权贵崇尚佛教的结果。
我们看到南朝是知识分子学佛,这些文人士大夫包括皇帝都是读书人,学佛不仅是统治的的需要,更是精神文化的需要;而北朝大多是军阀、贵族奉佛,崇佛是统治的需要。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说到南北朝佛教的特点,他说“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乘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一个精神色彩多一点,一个政治色彩多一点。
由于北朝皇帝在佛教上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所以任何一件与统治相冲突的事情都可能被人抓住掀起轩然大波。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发生了这起大规模的毁佛就是这样。这件事看似偶然并非偶然,毁佛事件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当时的北魏司徒崔浩。
崔浩向来不喜欢佛教,经常向拓跋焘进言,认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消灭掉。有意思的是崔浩的妻子好佛法,笃信佛教。据《北史卷二十一
“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厕中。”
就是说,崔浩反对佛法,而他的老婆郭氏敬重佛教,好读佛法经典,常常读诵。崔浩看到大怒,将这些佛教经典全部焚毁,并将烧书留下的炭灰丢进厕所。
崔浩这个人才华过人,善阴阳五行术。北魏明帝拓跋嗣(拓跋焘的父亲)向崔浩询问天文、灾变等知识。崔浩占卜的结果大多数都应验了。据《北史卷二十一
“少好学,博览经史,玄学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精研义理,时人莫及。”
就是说,崔浩从小好学,博览经史,精研阴阳,当时没有人超过他。
崔浩男人女相,自比张良。太武帝拓跋焘刚即位时,崔浩被罢官,拜当时隐居嵩山的道家人物寇谦之为师。据《北史卷二十一
“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性敏达,长于谋计,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既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就是说,崔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性敏达,善于计谋,自比张良,自称超越古人。罢官以后,拜寇谦之为师,学习服食养性之术。
这个寇谦之精通图谶历数之学,集道教方术之大成,被称为“天师”。崔浩本人明历数,懂天文,两人十分相投,引为知己。据《北史卷二十一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今兴亡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当兼修儒教,辅助天平真君,而学不稽古。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就是说,寇谦之每次与崔浩言,听他论说古今王朝兴废的事情,常常通宵达旦,寇谦之表情严肃,叹美说,说得好,都可行,你就是当今的皋陶。但是,人都是贵远而贱近,看重那些外来的,对身边的人反而不重视。
不久,崔浩再次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启用,任司徒,位列三公。这个时候,崔浩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毁灭佛法,独尊道教,树立自己在学术上的权威。于是,崔浩不断向拓跋焘进言,说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消灭掉。太武帝开始只是部分听从了崔浩的建议,做法比较温和。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
“魏主(拓跋焘)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
又据《北史卷二
“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就是说,拓跋焘和崔浩都信重寇谦之,奉道教。崔浩向拓跋珪说佛法如何荒诞,危害百姓,宜禁止。于是,拓跋珪于公元446年正月,下诏限制奉佛,但并没有完全禁止。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导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规模灭佛,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佛法的浩劫。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
“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
就是说,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讨伐北魏叛民首领盖吴,来到长安后,进入一座佛教寺院,和尚让拓跋焘的侍从将官喝酒。拓跋焘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居住的房里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同盖吴相串通,想作乱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封查寺院的财产时,又发现酿酒的工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寄藏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又发现和尚挖的地下密室用来藏匿妇女。于是,崔浩借机劝拓跋焘尽杀天下僧人。再据《资治通鉴卷》同卷:
“崔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
就是说,崔浩因此劝说拓跋焘将世上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毁掉各种佛经佛像,拓跋焘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寇谦之极力劝阻崔浩不要这么做,崔浩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了佛经和佛像,并下诏给留台,即留守平城(大同)的太子,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的办法去做。
当时,太武帝拓跋焘下了这样一道诏书,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
“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复义、农之治(直),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就是说,先历数佛法的“弊端”,然后通告全国,有关部门和在外地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刺史,凡有佛像和佛经等等的东西都必须打毁焚烧,和尚不管年纪大小都活埋了。这显然是崔浩的手笔,太狠了。
这件事最后竟酿成一场佛法的浩劫。太子拓跋晃劝几番解不听。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
“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就是说,太子拓跋晃平素喜欢佛法,多次劝谏,但太武帝拓跋焘不听。他只好拖延时间,慢慢将诏书发下去,这就使远近寺院的和尚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和尚都逃走藏了起来,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只有在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全都不复存在。
寺院里发现兵器、酿酒的工具,又发现官员以及富人寄藏的货物,藏匿妇女的密室,这些都不应是僧人应做的事情。和尚怎么可以请军人饮酒?真正的僧人不允许酿酒的,反过来说做这些事的人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北魏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杀掉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崔浩却借此机会将毁佛推行了全国,且不听别人的劝告,他的目的和动机就值得怀疑。
无论怎么说,滥杀总不是什么好事,崔浩本人最后的结局也不好,由于崔浩在做人做事上比较强势,甚至连太子也不放在眼里,得罪了很多人,终于在他修《国史》的问题上被人抓住把柄,获罪。不仅自己被杀,而且还被夷灭三族。
崔浩死的很惨,备受侮辱,也许这与他毁佛有关,据《北史卷二十一
“及浩幽执,被置槛中,送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就是说,崔浩被抓,囚禁在一个笼子当中,送到城南,几十个押送的士兵一起在他头上撒尿,崔浩惨叫,呼声不绝于路。唉!几十个人一齐在他头上撒尿,多大的侮辱,据《北史卷二十一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行动,客观上对佛教在中原的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后来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才再次在北方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