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一个长达百年的乱世

    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北胡人轮流入主中原，这些靠杀伐暴虐攻取天下胡人政权，并没有传承中华文化的道统，当然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仁义道德的政治文化思想。他们以杀伐取天下，又以暴政统治天下，所以这些王朝是只有权力而没有秩序，只有利益而没有道义，更没有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的文化伦理，他们兄弟父子相互残杀如家常便饭，国家政权更迭在早晚之间。在这样政权之下，国家社稷、家族百姓很难得以保存和延续。每一次宫廷政变，发动叛乱者和镇压叛乱者相互攻杀，杀人如麻，手段极其残忍，这些人杀伐之无情、之残忍，你不禁会想，哪里是人，即使野兽也不至于如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惨剧，也可以说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期。
    我想这种情况究其根源是在于中华道统的断代，教化不兴，社会发展的内在秩序被彻底打乱，信仰缺失，虽然这些王朝大都崇信佛教，但他们说是说，做是做，并不真正按照佛教的教义仪轨去做，而仅仅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人性恶的一面在这一时期彻底的暴露，其危害不仅是百姓，当权者本身受害更重，我们看到，皇家贵族成员之间的手足相残，而且往往更加残酷，情景惨不忍睹。石虎时期后赵王朝的暴政、乱政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国君石虎在经历了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内乱以后，死了那么多的亲骨肉，石虎自己痛苦的说：“我要用三斛纯净的灰洗刷我内脏的秽恶，否则为什么我专生凶恶无赖的儿子，年龄一过二十就要杀害自己的父亲！”强悍的胡人在亲人的鲜血面前，发出了绝望的哀号。我们知道，一个王朝的灭亡，一个人的灭亡，都不是别人要灭掉你，是你自己灭掉了自己，像后赵石虎这样强悍的胡人集团，别人要打败他是不容易的，只能是自己打败自己。
    这一时期权利更迭非常频繁，最长没有超过五十年的，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屡屡发生的宫廷政变，权力易手常常在早晚之间，尤其是石虎取代石勒成为中原之主以后，这种混乱的局面更是到了极致，动辄杀人上万，甚至出现了石闵诛杀胡人二十多万的惨剧。同姓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动辄发动宫廷政变，废掉旧王就如同扔掉一只破履。
    这些人对国家没有长久的打算，为了争权更是不顾百姓的死活，朝为王，夕死也满足了。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50年），后赵国主石遵想杀掉拥有重兵的石闵，石闵闻知后，立即派兵三千到南台捉拿国主石遵，一个国家的皇帝，竟然想抓就抓。士兵来到石遵的住处时，这位皇帝正和妇人玩弹棋。故作镇静的问：“造反的是谁呀？”有人对他说，你应该让位于别人了，这位皇帝自嘲的说：“我这样的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支撑多长时间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根本没有君臣大义，君王是国之大宝，而这些人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废立很随便的，今天你上台，明天我执政，上台以后，一味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虚名，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则从没有去考虑。
    中国文化自周以来，讲究弘扬道德，推行仁政，使民心回归本性，回归自然，这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所谓“积仁三世，民心不收自归”。到了春秋战国，有孔子的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礼、智、信，讲究谦恭礼让之道，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知识分子“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在政治上讲求役民有度，推行仁义道德，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一直影响者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到了汉更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
    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波折的，战国时期的政治已经由仁道变成霸道，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五霸”，称霸天下成为每一位诸侯的最高政治目标，这种情况到了两汉得以改变，儒术又恢复了总统的地位，但到了西晋末年到南北朝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被胡人占据，中原衣冠斯文扫地，中华文化道统在这里形成百年的断代，尤其是两晋朝以来，在文化上，文人士大夫麈尾清谈，雅爱虚无，奉老子、庄子，以清静无为、放旷飘逸为时尚，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诗酒清淡，成一时之风尚，儒家思想不被重视。在政治上，两晋以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些名人士大夫不肯出来为国家做事，为百姓分忧，逃避现实，造成西晋的“八王之乱”和东晋政权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把持朝政的局面。中原地区长期被刘姓的前赵国、石姓的后赵、慕容氏的前燕、符姓的前秦、姚姓的后秦等胡人政权所占据，连年征战，民不聊生，遍地哀鸿。这种为一己之霸业，而置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情形，实在是人类历史的悲哀。
    胡人统治的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徭役繁重，民不聊生。公元336年，中原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甚至金子一斤只能买粟二斗；公元342年，后赵石虎颁发诏令：“被征调的士卒每五人出车一辆，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不备者斩首。”如此沉重的赋税，让老百姓不堪重负，以至于典卖子女筹措军需，仍然不能凑齐，穷苦百姓在路边树上上吊自尽的远近相望，其情景简直如人间地狱。
    中国历来对教化十分重视，一个国家社会不推行教化，教化不兴必然导致愚昧，必然要酿成人间惨剧，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孔孟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有教化的作用，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五胡乱中原的事实来看，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一个没有礼教的政权，一个崇尚武力的政府是多么的可怕、可悲，它倒转了历史的车轮，给老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武力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今天也是一样。
    正因为有这种历史教训，以后的唐、宋王朝在政治上十分注重文化教育，在宋朝的历史上，甚至没有诛杀过一个文人，他们重用文人儒臣，建立文人政府，出现唐宋太平盛世，人才辈出，文风和畅，留下了灿烂的唐诗宋词，出现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其中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这些恐怕都是建立在前朝惨痛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