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应该有怎样的操守与原则

    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任命在前朝（魏）任太常职位的旧臣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是当年的“竹林七贤”之一，司马炎对山涛不仅是信任，而且是重用。所以，说竹林七贤是一群完全脱离政治不问时事的人，显然不符合事实。

    山涛在这个位置上中规中矩、尽职尽责，他担任选拔官吏的职务十几年，为国家选贤任能，不遗余力。每当有一个官职空缺，他总是选择几名才能与资历都合适的人，告诉晋武帝，让司马炎来确定到底由谁来担任这个职务，山涛只有在得到武帝诏令，得知晋武帝司马炎对某人的任用有倾向性意见时，他才明确的为这名人选上奏请职。因此，晋武帝所任用的人，有的并不是选拔中最好的,甚至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为此山涛受到朝廷上下的非议，山涛对此泰然处之。山涛这个人很聪明，愿意把恩惠留给皇帝，把骂名留给自己。

    大家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有人就说山涛凭自己意志推举官吏，并禀告晋武帝，晋武帝当然知道山涛的所作所为，从而对山涛却更加亲近和宠爱。山涛在甄别选拔人才时，对每一个人都进行评量品题然后上奏，当时的人把这称为《山公启事》，大概是当时一本很权威的人物评价。

    天下是司马家的，他山涛为司马家做事，尽力竭力、竭尽忠心自不必说，但有后人对山涛这种讨巧的做法，不讲原则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做事的方法和态度问题，为国家选拔人才当然应该选最好的，但这个最好的标准，在众人眼里和在皇帝眼里一定是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标准自然不一样。所以，山涛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领导选拔干部标准，别人并不知道，但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猜测。山涛可以说是一个做事守规则的人。

    山涛向晋武帝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在此之前，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所杀。）作为嵇康的好友山涛向晋武帝请求，任用嵇绍为秘书郎。晋武帝下诏征召嵇绍。

    嵇绍由于父亲嵇康获罪，所以隐居在家，他想拒绝征召，不去赴任。但山涛对他说：“我为你想了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又消有长，互为更替，更何况对于人呢！”这是在开导他凡事要善于权变，你父亲嵇康就是太讲自己做人的原则，又太有个性，所以被杀。于是，嵇绍接受了山涛的劝告，答应了这项任命，晋武帝让他做了晋朝的秘书丞。

    山涛与嵇绍的父亲嵇康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嵇康因得罪了当时的权贵钟会而被杀，嵇绍不出来做晋的官是可以的，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做法父亲被杀，作为儿子就不应再出来在朝为官了,古人对这个问题看的很重，所谓“一臣不事二主”，历史上向来赞美方孝孺，诟病洪承畴，也是这个原因，清末大学者王国维也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投湖一死了之。况且“竹林七贤”向来以风流旷达，藐视权贵自居，其后代也应该继承这样的遗风。山涛既与司马炎走的那么近，而嵇康的后代又出来做晋的官，让人多少觉得有点前后矛盾，不舒服。但是人总是要生活，天下事真是很难两全。嵇绍可以说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

    当初，晋有一次打了败仗，晋武帝的父亲晋文帝司马昭很恼火，问他的僚属说：“最近这件事，应由谁来承担罪责？”安东司马王仪回答说：“责任在于元帅。”也就是晋文帝你自己，这是公然在公共场合指责司马昭。晋文帝司马昭勃然大怒说：“司马（王仪）是想把罪过推给我吗？”因为元帅就是司马昭本人，不由分说，拉出去把他杀了。

    王仪的儿子王褒，为他的父亲死于非命而悲痛，他隐居起来传授学业，任凭朝廷三次征召，以及公府、州郡七次授职，他一概不去。晋都城洛阳，位于王褒居住的西方，王褒从来不面向西就座。他在父亲坟墓的旁边修建茅庐居住，早晚攀着柏树悲哀号哭，眼泪落于树上，天长日久，树因此而干枯。他读《诗经》，每当读到“可怜父母心，生我多辛劳”时，总要再三流泪，他的弟子们因此就不敢讲习《诗经---蓼莪》篇了。王褒家境贫苦，他计算着人口食用耕种，度量着身材养蚕制衣。有人馈赠物品，他不接受；有人予以帮助，他不允许。学生们偷偷帮他割麦，他就把麦子扔了。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去做官。王褒可以说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很注重自己的品行操守，这是一种精神，仁、义、礼、智、信，一样都不能少，否则就无法在世上立足。大家做人都有个原则，不管时山涛的规矩，稽绍的权变，还是王褒的气节。这里有法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还有儒家的思想，嗯，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