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一位朋友在医院里做了输尿管镜微创碎石术，进了手术室之后，从一开始医生和护士们就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聊天，以其他不在场的同事们的情欲故事为聊天的核心内容，这位病人朋友也听得还挺来劲，由此，被人动刀时不由自主产生的紧张感得到了有效缓解，也不知这是否是他们聊天的真正目的。聊天丝毫没有影响医生们游刃有余地工作，只见他们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

突然，另一个陌生的女医生粗暴地推开门，像捡了100 块钱般兴奋地说：“快去看！快去看！一个剖腹产的还没打麻药，就噗呦一声生了！”她话音刚落，除了病人之外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跑了出去。病人已经打了麻药，下半身正渐渐麻醉，当然因此无法去追随他们，也无法如那位幸运的孕妇一般，噗呦一声，将他的输尿管结石生出来。病人一个人孤零零地仰面躺在手术台上，袒露着绝大多数人不愿袒露出来的那部分身体，郁闷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医生们回来之后，手术正式开场了。依旧地，他们在切割这位病人的同时，一刻也没让自己的嘴巴闲下来。因仅下身麻醉，病人头脑反而比平时还要清醒，作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当他们辩论《三枪》有无资格入选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时，病人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认为此中有诈！”手术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医生们将目光齐刷刷地转到了病人的脸上，他们看起来受到了惊吓，就像刚被牛舔了一舌头的庖丁一般。

上面的故事是病人口述的亲身经历，这也使我想起来我自己曾经相似的经历，不过我并不是动手术，而是针灸。

那天下午，轮到医生为我针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这已经到了医生下班的时候了，我脱了衣服之后就被医生熟练地在我背上扎满了针，我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会儿，半小时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因为诊室里早已没有人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针扎着俯卧在诊床上，我最初想医生大概只是暂时走开而已，但是又等了十分钟之后，医生依然没有回来，我感觉不妙，于是大声呼叫：“有没有人啊？”

一段呼叫之后，终于有一位护士出现了，我还没有开口，护士惊讶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医生已经下班了。”她似乎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是护士，不能够帮你拔针，这需要医生来做，我想想看，去哪里找一位医生来。”说完，她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我的妈啊！我当时就郁闷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整个背部被密密麻麻的针扎着，而医生却已经下班了。

事情最后还是解决了，那位护士终于找到另一位医生帮我拔去了针。但这件事情，足以让我感觉到医院去看病就犹如到地狱般。

人人都说，医生要讲医德。但是如果说中国的医生都没有医德的话，这话似乎有欠公平。医德涉及不仅仅是道德，还包括职业操守合专业规范，范围极为广泛，因此不可以使用某种狭隘眼光批判之。但是，如果说“不认真”是中国医生们普遍存在的现象的话，我相信很多病人们也都同意。

讲到医生的“认真”，美国的医生到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在美国发生一宗交通意外，由于安全汽囊的猛力冲击，我曾经在事故之后昏眩了数分钟。我被抬上救护车之后，医护人员为了确认我脑子是否受到伤害，问道：“今天是什么日期？”我当时确实依然有点昏而竟然回答不出来，医护人员马上安慰我不用怕，并且马上告诉我当天的日期，然后再次询问我日期，我依然回答不出，医护人员再告诉我将送我前往医院的名称，然后又马上再询问我是否知道去那间医院，我虽然听到了医院的名称但是脑子依然无法反应。就这样，一路上，医护人员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我“日期”和“医院名称”，又反复将答案告诉我，然后再次询问。

当时我在救护车上始终无法记忆那些医护人员刚刚告诉我的“日期”和“医院名称”，到了医院之后，虽然我身体上并未有严重的伤，但是医护人员将我无法回答问题的状况告诉了医院，医院马上紧急将我作为重症伤员，并且紧急调派脑科专家诊断，在等候脑科专家的时候，急诊医生还嘱咐护士保持与我聊天，大概是为了使我脑子尽快恢复清醒，避免我的脑子“一去不回”了。数分钟之后，我已经逐渐恢复了记忆，脑科专家还是很认真地做了仔细检查，确认我可以出院之后，还嘱咐前来接我出院的朋友：“今晚睡觉时一定要每两个小时叫醒他一次，如果明天早上依然可以回忆起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细节的话，脑子就不会有事了，如果无法回忆细节的话就要再来看脑科了，但是你一定要切记每隔两个小时叫醒他，否则他失忆的现象可能会延续。不要使用闹钟叫醒他，你自己可以使用闹钟，你醒了之后亲自叫醒他并且确认他醒了。”医生和医护人员们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确实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事后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交通意外是另一方的全责，因此我决定以曾经失忆而向对方公诉追讨赔偿，法官需要向脑科医生索取医疗报告，脑科医生在陈述了我失忆的状况之后还特别表示他并不是我在事故之前的医生，因此对于我以前是否有失忆状况并不了解，结果我没有获得因为失忆的赔偿部分。这连我的律师也无奈地说道：“那位医生实在太认真了，他并不需要表明他以前不是你的医生，只要证明你在事故之后曾经失忆，你就可以获得赔偿了。”由于这位医生的表述，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失忆也存在着与交通事故无关的可能性（如果我以前就有失忆的现象等），很显然，从法官的角度去判案，除非我能够证明我从来没有失忆过才能够证明那次失忆是与这次交通事故有关，但是我在那次意外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脑科医生，因此无法证明失忆是与事故有关也在合理之中。医生的又一个认真的态度让我留下印象。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生确实是很“不认真”，至少缺乏美国医生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不认真”的医生不一定完全没有医德，但这也是目前中国医生们普遍存在的缺点，因此我也只有无奈地说，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的“医德”吧？至少，大概美国医生的医德中包括了“认真”二字，而中国医生的医德中没有包括“认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