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老夏让我至今不忘的话是——老罗，你怎么干都行，只要跟别人不一样。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切。

在这里，我至少签了17400个版面，至少为10000个以上版面取过标题。有段时间，我被冠之“标题党”。

在这里的171周，我至少有165周的周五10点30分到12点30分和美编林芳华在一起做封面，只要坐在那张五只脚缺了三只脚而不稳的圆黑皮凳子上，我就可以从容。

在这里，我给大伙讲得最多的三个词是“极限。想象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把大家逼得像疯子。当然我也很疯。

在这里，汪江涛做的第一个资本主题叫“单恋一枝花”，他从电脑上找了一堆的中国名花，然后冠在每个股票头上。理财周报和牡丹花中国铝业一炮而红。

在这里，最初只有一间办公室6台电脑，电脑前坐着一排，后面守着一排。只要挪一下屁股，位置就被占了。有的人忍受不了，干脆去网吧写稿。

在这里，资本市场的编辑王素慧不知道怎么打开行情，不知沪深300是什么意思，后来她成了最好的编辑之一。现在她已是一个杂志的主编了。

在这里，我们2008年7月23日周年时，第一次做“中国3000个富人家族排行榜”，很多人不知道数据从哪里来，我给自己定下任务，每晚看15家公司，一星期我自己做出了1790个富人资料。后来黄婷、侯媚娜、李冰心接下了剩下的活。

在这里，每年的7月23日周年庆，都会出200个版的特刊。邹婷做了两年的富人数据，编辑记者忙得够呛。但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做这么高难度的事情。

在这里，经过我手招的人不下120个。郑其杰上周离开时，写了一个名单，三年一共离开的人是92个。每个人我都不曾忘记。周日在北京做银行活动时，看到汤娅婷，她似仍在理财。摸着她的头，还像自己的姑娘。

在这里，我常常想念离开的人。我也总在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层楼。我总想着，有些人应该回来，有些人会回来。

在这里，我在电话里大声问过郑其杰、曾芳、谢舒、刘尧，“怎么还不见人影子”——郑、谢已无资格问了，曾、刘希望今后不要再被催促。

在这里，曾经有14个人在2008年5月15日联名签过“我们的心声”，反对我和老夏订的工作纪律制度。江勋是在汶川地震采访现场授权他人签的。我和老夏很被动，但很坚持。

在这里，每周四几乎都是灯火通明，有段时期相当于江勋和谢舒的卧室。江勋还老晃着半瓶白酒满脸通红一个一个给北京、上海、广州资本版记者打电话。现在拼命三郎少了——一切都是拼出来的，世界没有天才。

在这里，每一个狭小的坐位都是为年轻人准备的，我历来不去挖人，我相信每个年轻人都是了不得的人。每个到来的年轻人都会狠狠地和过去说再见，与之前开始陌生。我很欣赏老夏的一句话，“年轻人喜欢的事，我们都要去做。”

在这里，贵州大学的在校生王薇薇第一次进我办公室怯生生娇滴滴的问我，“我可不可以来理财？”她可以吗？她自己证明了，她可以。贵州大学又来了她两个师妹，一如当初的她。

在这里，北京的滕小萌、李峻岭以及任家河众人问可不可以在US版做个情感专题，那有什么不可以，结果一口气做了32个版初恋专题。我们要做任何我们只要想得到的事情。只是曹玲和林虹累坏了。

在这里，我几乎给每个人都讲过，我们不要大道理，我们要做别人都不愿做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事情。然后让基础和本质沉淀下来，就会转变为价值和价值观。有些人做到了，有些人还在犹豫。

在这里，我们从钱学森的美国加州大学空气动力实验室找到灵感，在媒体界绝无仅有地成立了八个实验室，折腾得有点模样的有IPO实验室、券商投行实验室、上市公司重大项目实验室、私募基金实验室、中国零售银行实验室。我们是记者，我们一定要超越记者。

在这里，我们认为，理财周报的使命是“寻找利益关系”，不做跟买我们报纸的人没有利益的报道。我们价值体系是——研究价值，可交易价值，新闻价值。它一定要跟所有媒体有所区别。

在这里，我对所有做事情的人都十分尊重，我眼睛里容不下只动口不动手的人。不做事的人没有任何资格评价做事的人。

在这里，我为丁青云写的“中粮地产战略异动”稿件被撤下，为施维写的“利益大冲突：平安银行大股东的开价和小股东的要价相差77亿”稿件被撤下，为曹攀峰写的“南方泵业利益乱局”稿件被撤下，骂过人，拍过桌子。

在我们搬离19楼前，我的愿望是理财周报的每个人都能回来看看它。你就是理财周报。理财周报就是你。

19楼，在的和离开19楼的人。无法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