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神机妙算背后的四位高参

   历史把诸葛亮写成一位神机妙算的神人，但诸葛亮却说他和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因为这四个人能使他“少过”﹝《蜀志·董和传》﹞，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少犯过错。他是中国史上知道集思广益的第一人——

   《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实不治名”。这句话概括了诸葛亮一生活动中最根本的东西。

   可惜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和汉代“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说相反，诸葛亮声称：“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诸葛亮集‧文集》﹞卷二〈阴符经序〉﹞，十分强调人的作用。诸葛亮非常重视“多见多闻”，以为“多见为智，多闻为神”。为了求得对事物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要求做到“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同书卷三〈便宜十六策·视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求全面地观察问题。他曾感到法正的思想有片面性，在〈致法正书〉中，指出法正“知其一，未知其二”。﹝〈蜀志·诸葛亮传〉﹞他认为“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便宜十六篆·思虑﹞，“视微知几，听细之大”﹝〈便宜十六策‧视听〉﹞，高下、前后、隐显、大小两方面是有关连的，都要留意，决不可只顾一方面，决不可以为是细微的东西，轻易忽略过去。在〈便宜十六策·治乱篇〉中，他说到要使政治由乱到治，应当“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之所以分先后，是因为“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但绝不能只顾先，不顾后。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诸葛亮以丞相身分，自校簿书。评论者往往说这是诸葛亮的“事务主义”的表现。下这种评论，表明未深究诸葛亮的思想。殊不知诸葛亮极端重视兼顾事物的两个方面，大事像“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他抓得很紧；小事，像自校簿书，他也不忽略。他知道大小之间是相通的，治实不能忽视小事。关于自校簿书，丞相府主簿杨颙曾用“坐而论道谓之三公”、“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等话劝过他﹝《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但在他看来，这些是治名不治实。丞相府的簿书能反映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诸葛亮要治理好蜀国，怎能不翻？

   在治实上，诸葛亮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他懂得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提出了“集众思，广忠益”﹝集思广益﹞的思想。集思广益是诸葛亮的一句带有民主性的名言。他说他在隆中，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并且用了“处兹不惑”的话，称赞徐庶﹝元直﹞做到了集思广益﹝《蜀志·董何传》﹞在益州，他把“集众思，广忠益”当作丞相参署的办事方针。他要求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耳，众音佐其耳。” 〈便宜十六策·视听〉﹞他称赞董和参署七年，对他“每言必尽”，“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称赞胡济对他“数有谏止”。他说他和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因为这四个人能使他“少过”﹝《蜀志·董和传》﹞，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少犯过错。人们还曾称道他“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蜀志·诸葛亮传》附〈董厥传〉注引《汉晋春秋》﹞他是古代一个少有的懂得“集众思”的好处，具有民主精神的人。集思广益的目的，正是为了求实，治实。从他所说的在隆中、在益州都力求做到集思广益，可知他的求实、治实精神是一贯的。

   这就可以解开早在隆中的时候，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为什么那样准确之谜了。他在隆中所以能熟知北方曹操、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的情况，所以能预见到“鼎足之势”可以争取实现，所以能提出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一系列制胜方针与政策，是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治实不治名”，研究问题，分析问题，集思广益。

更多精彩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