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有人称呼中国是支那，势必会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对，认为他侮辱了中国。支那一词怎么会变成对中国的侮辱称呼？

在很长一段时间，周边国家是以支那来称呼中国，而且是个尊称。

古代中国非常强大，随着瓷器丝绸销往全世界，大秦的名字也就闻名中外了，其中与印度的联系非常广泛。那时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为chin，实际来讲就是秦的谐音。后来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字母“a”，变成了china，如果后面的“a”发音轻一些，这个音也就是秦的发音。

这个词流传广泛，比如说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支那、真那、震旦等词均为它的音译词。

印度的梵文佛经闻名全世界，当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a就翻译成“支那”。

唐朝僧人希麟在其《续一切经音义》中有这么一段解释：

“支那国，或云真那，或云震旦，亦云摩诃支那，皆梵语轻重也。旧翻为汉国，或云即大唐国，也或翻大夏国，又云思惟国——谓此国人多有智略能思惟故，皆义翻也。”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唐玄宗诗作《题梵书》中也用了“支那”一词：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后来的历代中国官府，也每每以支那自称。请看下面这幅清末历史教材截图：

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

不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日本政治家新井白石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西方国家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当时的日本最早承认这个新生国家，他们一直就在保护并资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支那人推翻满清成立了共和国，日本政府就给刚刚组建的广州孙中山临时政府打来了一封电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他们发来的汉文电报的抬头却是“大支那共和国临时政府”。 他们认为对新政府用支那是敬辞，而对于满清，日本人称清国。

但这边回了一个照会过去，说请日本政府以后不要称我国为支那，就叫中华民国。

日本人在随后的对华称呼中，就采用双重标准——针对中国的正式外交文书称中华民国，其他情况下还称支那。

其实，近代中国很多反清志士和革命人物先进人士，都是自称“支那人”的。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流亡期间，遇有人问及“先生是清国哪省人”，他大义凛然地回道：“余乃支那人，非清国人。”康有为女儿康同壁早年还曾写过一首豪情万丈的诗作：

舍卫山河历劫尘，

历金环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孙中山1914年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凡涉及中国处都称支那，信中包含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说法共计34处。

日本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因此他们一开始尊称中国为支那，可谓顺理成章。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两国交战期间，日本人仍然称中国为支那。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

比如他们称1937年到1945年的那场全面战争为“日支战争”，称华北为“北支”等等。这样一来，“支那”二字，似乎就从尊称异化成了蔑称。

1930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态度明确的表明，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1946年6月， 中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国）所憎恶之名称”。

至此，世界各国不再以支那称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