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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树」这首歌,收录在1979年新格唱片发行的齐豫《橄榄树》专辑,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李泰祥指挥「新格管弦乐团」录制。
事实上,最早开始在演唱会上传唱这首歌的人,并不是齐豫,而是另一位民歌手杨祖珺。从这几个名字背后牵缠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七○年代横扫青年世代的所谓「民歌」,大概是怎么回事。
早在1978年,杨祖珺便经常在校园演唱会唱「橄榄树」,比齐豫的版本早了至少一年,只是从未录成唱片。杨祖珺跟吴楚楚、胡德夫、杨弦、李双泽等人都算是「第一代民歌手」,七○年代初期便在一起写歌、唱歌。当时青年知识份子以听西洋歌曲为尚,对「国语歌」不感兴趣,也还没有「自己写、自己唱」的风气。李双泽率先提倡「唱自己的歌」,在那个台湾外交处境风雨飘摇的年代,多少也带著民族主义的自尊意识。
杨弦在1975年在中山堂举办创作发表会,替余光中的诗作谱曲,唱出「乡愁四韵」、「回旋曲」、「民歌手」等作品,同年推出《中国现代民歌集》,被视为「民歌运动」的开山之作。李双泽则在1977年写下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却还来不及留下更多作品,便在淡水意外溺毙。他歌曲中的现实意识与朴素的草根精神,有别于杨弦的文艺气质,这个方向后来由杨祖珺、胡德夫承继下来,进一步将歌曲与社会实践结合。杨祖珺的首张专辑也在1979年出版,却因唱片公司风闻她是「问题分子」而全面回收销毁。两人后来投身反对运动,告别了音乐圈,胡德夫则得等到2005年,才终于发行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
在那个歌曲审查制度极为严厉的戒严时代,「民歌与社会实践」的路线屡遭打压,或许尚可理解。然而,「橄榄树」这首歌当年竟然也遭禁播,著实不可思议。据说当年新闻局认为这首歌提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我的故乡在远方」,怕有勾引听众思念大陆故乡之嫌,反覆提及「流浪」一词,又怕会诱导青年离家出走,遂不许公开播送。当年的歌曲审查制度不知磨尽了多少创作者的志气,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而广电禁令丝毫没有影响「橄榄树」的流传,将近三十年过去,它仍是华人世界最熟悉的歌曲旋律之一。
作家三毛和作曲家李泰祥合作写歌,这样的「跨行合作」在当年并不算特例。从杨弦、吴楚楚的时代开始,「以诗入歌」一直都是重要的创作路径,是青年人打造「现代乐府」的尝试。「橄榄树」并不是三毛和李泰祥的唯一合作,另一首广为传唱的「不要告别」,也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七○年代晚期,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大作,年轻人纷纷拿起吉他自己写歌、自己唱歌。然而这些「素人音乐家」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往往连五线谱都看不懂,旋律和结构也比较简单。李泰祥原本是卓然有成的学院派音乐创作者,他的流行音乐作品明显地更精致、成熟、严谨,尽管他的旋律对演唱者是极高的挑战,却也展现了惊人的感染力,影响力反而远远超过那些「学院派」的作品,也消融了彼时所谓「通俗音乐」和「艺术歌曲」的界线。
然而,像李泰祥、陈扬这样科班出身的音乐人,何以愿意投身流行音乐的工作?一方面,他们意识到流行音乐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力早已远超过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若要吸引更多年轻人体验「精致的」音乐,利用「通俗歌曲」来偷渡,或许是一条捷径。其次,彼时的唱片业也在迅速转型:「民歌」风潮带动了音乐市场的发展,也让唱片公司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尝试新的「做唱片」方式,开发更多听众,把市场的「饼」做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唱片公司才会愿意不惜工本,让李泰祥指挥一整个管弦乐团,替齐豫录专辑。这与早年杨弦以「手工业」方式录制《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克难俭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77年,新格唱片创办「金韵奖」比赛,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重金悬赏演唱、创作的人才,回响极为热烈,对手海山唱片遂也于次年创办「民谣风」比赛,两大阵营每年选出的优胜者,果然也都成为那个世代最受欢迎的民歌手:包美圣、陈明韶、邰肇玫、王海玲、齐豫、蔡琴、苏来、靳铁章、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都是透过比赛而进入音乐圈的佼佼者。为了与大家印象中浓妆豔抹的「歌星」区别,他们只愿意以「歌手」自称。标准的「舞台服装」是T恤和牛仔裤,以及一把木吉他。其中,当时就读台大人类系的齐豫,便是第二届金韵奖(1978)的冠军歌手。
「金韵奖」轰动一时,不只发掘了一批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精彩的歌手和创作人,也连带让一群年轻的幕后工作者有了挥洒的舞台:李寿全、李国强、徐崇宪(「橄榄树」的录音师)、于仲民......他们重新定义了「制作人」和「录音师」的角色,让「唱片制作」成为可敬的专业,也替台湾流行音乐的荣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年代以降,「民歌」渐渐式微,「滚石」、「飞碟」等厂牌崛起,带来台湾流行音乐的版块大挪移,而「民歌」在全盛期打下的基础,让台湾流行音乐拥有长期发展的雄厚资本。民歌时代念兹在兹的「原创精神」、「世代自觉」与「时代意识」,历经三十多年,仍然是华语创作歌曲最可贵的核心价值。
事实上,最早开始在演唱会上传唱这首歌的人,并不是齐豫,而是另一位民歌手杨祖珺。从这几个名字背后牵缠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七○年代横扫青年世代的所谓「民歌」,大概是怎么回事。
早在1978年,杨祖珺便经常在校园演唱会唱「橄榄树」,比齐豫的版本早了至少一年,只是从未录成唱片。杨祖珺跟吴楚楚、胡德夫、杨弦、李双泽等人都算是「第一代民歌手」,七○年代初期便在一起写歌、唱歌。当时青年知识份子以听西洋歌曲为尚,对「国语歌」不感兴趣,也还没有「自己写、自己唱」的风气。李双泽率先提倡「唱自己的歌」,在那个台湾外交处境风雨飘摇的年代,多少也带著民族主义的自尊意识。
杨弦在1975年在中山堂举办创作发表会,替余光中的诗作谱曲,唱出「乡愁四韵」、「回旋曲」、「民歌手」等作品,同年推出《中国现代民歌集》,被视为「民歌运动」的开山之作。李双泽则在1977年写下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却还来不及留下更多作品,便在淡水意外溺毙。他歌曲中的现实意识与朴素的草根精神,有别于杨弦的文艺气质,这个方向后来由杨祖珺、胡德夫承继下来,进一步将歌曲与社会实践结合。杨祖珺的首张专辑也在1979年出版,却因唱片公司风闻她是「问题分子」而全面回收销毁。两人后来投身反对运动,告别了音乐圈,胡德夫则得等到2005年,才终于发行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
在那个歌曲审查制度极为严厉的戒严时代,「民歌与社会实践」的路线屡遭打压,或许尚可理解。然而,「橄榄树」这首歌当年竟然也遭禁播,著实不可思议。据说当年新闻局认为这首歌提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我的故乡在远方」,怕有勾引听众思念大陆故乡之嫌,反覆提及「流浪」一词,又怕会诱导青年离家出走,遂不许公开播送。当年的歌曲审查制度不知磨尽了多少创作者的志气,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而广电禁令丝毫没有影响「橄榄树」的流传,将近三十年过去,它仍是华人世界最熟悉的歌曲旋律之一。
作家三毛和作曲家李泰祥合作写歌,这样的「跨行合作」在当年并不算特例。从杨弦、吴楚楚的时代开始,「以诗入歌」一直都是重要的创作路径,是青年人打造「现代乐府」的尝试。「橄榄树」并不是三毛和李泰祥的唯一合作,另一首广为传唱的「不要告别」,也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七○年代晚期,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大作,年轻人纷纷拿起吉他自己写歌、自己唱歌。然而这些「素人音乐家」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往往连五线谱都看不懂,旋律和结构也比较简单。李泰祥原本是卓然有成的学院派音乐创作者,他的流行音乐作品明显地更精致、成熟、严谨,尽管他的旋律对演唱者是极高的挑战,却也展现了惊人的感染力,影响力反而远远超过那些「学院派」的作品,也消融了彼时所谓「通俗音乐」和「艺术歌曲」的界线。
然而,像李泰祥、陈扬这样科班出身的音乐人,何以愿意投身流行音乐的工作?一方面,他们意识到流行音乐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力早已远超过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若要吸引更多年轻人体验「精致的」音乐,利用「通俗歌曲」来偷渡,或许是一条捷径。其次,彼时的唱片业也在迅速转型:「民歌」风潮带动了音乐市场的发展,也让唱片公司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尝试新的「做唱片」方式,开发更多听众,把市场的「饼」做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唱片公司才会愿意不惜工本,让李泰祥指挥一整个管弦乐团,替齐豫录专辑。这与早年杨弦以「手工业」方式录制《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克难俭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77年,新格唱片创办「金韵奖」比赛,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重金悬赏演唱、创作的人才,回响极为热烈,对手海山唱片遂也于次年创办「民谣风」比赛,两大阵营每年选出的优胜者,果然也都成为那个世代最受欢迎的民歌手:包美圣、陈明韶、邰肇玫、王海玲、齐豫、蔡琴、苏来、靳铁章、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都是透过比赛而进入音乐圈的佼佼者。为了与大家印象中浓妆豔抹的「歌星」区别,他们只愿意以「歌手」自称。标准的「舞台服装」是T恤和牛仔裤,以及一把木吉他。其中,当时就读台大人类系的齐豫,便是第二届金韵奖(1978)的冠军歌手。
「金韵奖」轰动一时,不只发掘了一批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精彩的歌手和创作人,也连带让一群年轻的幕后工作者有了挥洒的舞台:李寿全、李国强、徐崇宪(「橄榄树」的录音师)、于仲民......他们重新定义了「制作人」和「录音师」的角色,让「唱片制作」成为可敬的专业,也替台湾流行音乐的荣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年代以降,「民歌」渐渐式微,「滚石」、「飞碟」等厂牌崛起,带来台湾流行音乐的版块大挪移,而「民歌」在全盛期打下的基础,让台湾流行音乐拥有长期发展的雄厚资本。民歌时代念兹在兹的「原创精神」、「世代自觉」与「时代意识」,历经三十多年,仍然是华语创作歌曲最可贵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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