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关于中国建筑特点的表述，木结构体系当拔头筹，因此甚至给人以中国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以木为主的印象。“中国建筑用木、西方建筑用石”的“定论”早已成为中、西建筑比较中的最大“看点”，木结构、“甲乙木”似乎成了中国建筑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五材并用”才是中国建筑选材的实践原则。

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说“五材并用，百堵皆兴”。李允鉌先生因此认为“‘五材并举（用）’是中国古代对建筑材料选择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换句话说对材料的使用实在是无所偏重的。”他认为“五材并用”“是中国古典建筑结构和构造设计的最主要的实践原则，或者说是最基本的精神所在”之一。“‘五材’就有包括一切材料的意思。或者，附会说是建筑上所主要使用的材料，砖、瓦、木、石、土。‘五材并举’就明确地表示，在房屋建筑上，无论什么材料都可以和应该使用的，并无偏废，基于此而达到‘百堵皆兴’”。从实物上看，他的理解是正确的，“至迟到奴隶社会末期，（中国）建筑上已综合使用了土、木、石、陶、铜等材料”。

李允鉌先生指出，中国建筑对“材料的选择和应用主要是基于当时的认识和要求来取舍的。”中国建筑“尽量使用各种材料，使之能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除了土，木，石等自然材料外，由‘火’而生出来的砖，瓦，金属等人工材料也逐渐介入，使其在建筑构造上担任重要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建筑的构造设计是沿着……以‘防护’为目的的道路而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防护作用，‘五材并举（用）’就是为此原因而相继地出现。”“延长构件的寿命是构造发展的一个目的，总的要求就是希望房屋能够达到较长的使用年限。”

就屋顶而言，毛茨的防水、防火性能不佳，因此逐步被瓦顶所替代，从而延长了房屋的使用年限，提高了居住的舒适程度。起初由于难求，瓦只用在贵族房屋的屋脊和檐口。在瓦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则只在次要建筑、经费不济或干燥气候、特别趣味等情况下才会减少瓦的用量或全部用草、泥结顶。某些地区或特殊建筑，也有以木板、石板或金属做屋面的，虽非主流但也不乏实物。

台基的构造也可以用不同的材料，从坚固和防水性能来看，石优于砖，更优于土、木，所以最高等级的台基用石包砌，次要的、大量的台基用砖，并尽可能在重点部位用石，除干燥气候地区和干阑建筑外，土、木的台基已不是主流。

对墙体来说，木、土、砖、石都是可用的材料。井干式的纯木构墙体有局限，不可能大量应用。一般来说，土（包括木骨泥墙、版筑、土坯墙等）、砖、石等材料在墙体中使用量的多少，基本上可以作为辨别建筑技术和建筑等级的标志，石最高、砖次之，土最次。

在结构构架问题上，李允鉌先生认为“用木材作为结构构架及其所有的组成构件并不能表示中国的木材特别多，不过是在经验和认识中确认这种材料的性能符合结构的要求。”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筑用木构架是延续了原生建筑状态的结果。作者认为，中国建筑之所以没有嬗变成“石头的史书”，原因之一是中国古人未能熟练地掌握可以充分发挥砖石材料性能优势的拱券结构及相应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古人没有探索出能够普遍替代木构架且又满足居住等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间的、由其它材料组成的结构形式，因而（不得已）保留了木构架。

除个别地方多用石柱、石板建造房屋外，事实上，石材在中国建筑中是一种高级材料，通常只用在高级建筑和普通建筑的重要部位。李允鉌先生也说“在重大的建筑设计中，台基，栏杆，墙身，台阶，地面等等，石材的使用量实在是不少，这就不能说因缺乏佳石而少‘石构’，只是说明在设计认识上认为石材的性质宜于作为这些部分的构造而已。”

砖是最早的人工建筑材料之一，“最早被广泛地运用于我国古代建筑的防水及易于磨损等部位”。由于其经济性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石材。虽然在元代以前能说明砖顶结构发展的跨度较大的地面建筑遗存不多，砖顶结构主要是用在墓顶上，但这并不是说砖顶结构只能用于修建地下墓葬。与石材类似，砖之所以在墓葬中被长期应用，是因为其耐压、防腐的性能优于木材。就墓葬而言，“早期的空心砖墓，是砖木混合式的，即四壁及地面用砖，顶盖用木板。以后才用空心大砖代替了顶部的木板”，再后才出现了砖砌拱顶。在地上建筑中，砖被用于墙体、地面、台基和拱顶，甚至可以部分代替木材（如望砖）。

有学者以“地上的砖塔建筑在佛教中本意为‘坟’，故而可用砖”来说明“地面用木构造房，地下用砖砌墓”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而众所周知的是，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汉明帝时期，而早在春秋战国，砖即已应用于墓葬，与佛教无涉。同时，就塔的发展而言，楼阁式塔是由中国传统木构楼阁与缩小的窣堵坡（塔刹）组合而成。中国古代有大量的木塔存在，著名的如三国徐州浮图祠、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及现存的辽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等，现存很多砖石塔的前身都是木塔。建塔的材料，木、砖、石、金属等皆可用。对楼阁式塔、亭阁式塔等类型来说，木构和砖心木檐为多，对密檐等其它类型来说，用砖石是主流。“砖石长期主要用于墓、塔建筑，是着重利用其耐久的材料性能，而并不要求在结构技术上创造出很大的跨度和空间”，因此上述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这位学者还引用明太祖在《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文》中“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能动作运用者，此谓之阳；天子郊祀天地祭岳镇海渎，诸侯祭境内山川，庶民祀祖宗，皆求其神，有名无形，有心无相，此谓之阴”的文字来解释“明初的砖殿（包括厚砖墙包木构和无梁殿），都是用在祭祀一类的建筑。再后，由于阴阳五行观念有所淡化以及砖石建筑特有的长处被不断认识，才逐渐普及到诸如宫殿、住宅、城楼等建筑类型中去”的原因。而可资证明其论断的实例大概只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北京天坛斋宫以及砖木混合的陵寝碑楼、明楼等少量建筑。而与此同时，更多的与祭祀相关的坛庙祀殿、宗庙和陵寝的正殿等却都是木构。因此作者认为，朱元璋之说与明初砖石建筑的发展之间并不能构成必然的联系。砖石建筑特有的长处被不断认识和施工方法的不断改进，是使其逐渐普及到诸如宫殿、住宅、城楼等建筑类型中去的真正原因，而所谓阴阳五行观念的淡化则无从谈起。

金属更是（相对）贵重的建筑材料。早期建筑中的铜锧、“金釭”，历代建筑中的“金凤”、“金瓦”、铺首、角叶、铁钉、铁箍、铁榫、锡背等构件及贴金、镏金工艺等等，基本上都只用在高级建筑、重点构造或装饰部位。虽然《汉武故事》就曾经有“上起神屋，铸铜为柱，黄金涂之……椽亦以金”的用金属来代替木构架的举动，明清时代铸造的数座“金殿”至今亦存，但终因受生产力限制、不宜居处等问题，只是偶尔为之，不能普遍使用，这与中国古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完全相符，不能说“金在五行里有‘收’或‘杀’的‘意义’”才是正确答案。

三、“土木之功”与不应被忽视的“土工结构”

与“五材并用”的中国建筑选材的实践原则相联系，就结构体系来说，中国建筑也不只有木结构体系，而是“包括土、木、砖、石四大结构”。虽然不容否认，木结构建筑在遗存的中国建筑中占数量上的多数，但这种结构体系的分析方法却是西方式的，中国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不分建筑、结构、设备等专业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营造业中并没有产生类似结构体系的概念，而是按施工技术划分专业工种，如大木作、小木作（装修作）、壕寨（土作）、石作、瓦作、彩画作（画作）等等。

“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这一词句作为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与木是中国建筑自古以来采用的主要材料……这两种材料之参合运用对于中国建筑在材料、技术、形式等等传统之形成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也认为“从材料结构来说……（中国建筑）尤以对土和木的应用发展很早，使用最广”。“以木结构为主，土木相结合的构造，是我国古代建筑主要特征之一”。“土是被人们最早使用的建筑材料……古代的建筑工程，没有离开过土，所以盖房子先讲‘动土’，其次再讲‘兴工’”。

土与木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典型特征。忽视土而偏好木的学术研究倾向，显然是受了西方学者“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这一问题的影响。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建筑的四大结构体系中“由于砖石拱券结构在重要的房屋中得不到应用，这种结构技术在我国古代也就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因此，土、土工结构是与木、木结构在中国建筑中是同等重要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

土工技术主要包括夯土、版筑、土坯、窑洞等形式。古代筑城、台、坛和陵墓的封土大都用夯土、版筑的方法解决，外表或再包砌砖石。土坯是将天然材料变为人工材料的一种尝试，可以被用来建造各种类型的建筑。而土窑洞更源自穴居，至今仍是西北部广大地区所挖筑的居住房屋的重要形式。在客家土楼、彝族土掌房、维族阿以旺等生土建筑中，土墙、土顶的结构和维护作用格外突出。

土工技术具有防护性能好、防火性能高，隔音、隔热、防寒、承重等优点。土工建筑由于“最便于就地取材、施工简易，造价便宜，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土与木同被视为具有可再生性和生态性建筑材料。

但是长期以来，受以木结构体系为研究重点的影响，土工建筑的研究在中国建筑史学科中一直处于从属乃至被忽视的地位，研究基础和成果都相对薄弱，甚至次于瓦石。如《中国生土建筑》、《覆土建筑》、《清代陵寝建筑工程小夯灰土做法》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也是后继乏力。作者认为，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土工建筑的研究无疑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