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熟悉李安，是随着《喜宴》、《卧虎藏龙》、《色·戒》等电影，熟悉的是导演李安，在电影之外，李安又是怎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生活化的李安。
　　
妈妈给了我两次生命

　　我是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中最难带的。小时候我的额头上有条青筋浮现，父亲说这样的孩子难带，老会碰上个三灾两难的。我从小身体不好，但长大后人就健朗了。
　　妈妈怀我七个月时，一天中午，下楼时一脚踩空，一路下滑到最底层。大家都在午休，喊不到人，她发愁了，因为她在附近任教的学校还有学生在等她上课。妈妈坐了一阵，然后起身撑着走到学校，直到上完课回家爸爸才知道，于是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
　　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我的小屁股，我才 “哇”的一声哭了，大人这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很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窒息的。现在太太常骂我脑子不清楚，她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两个礼拜没去挂号，医生就会说：“怎么好久没来缴菜钱了！”当时我家戏称看病是“给医生缴菜钱”。小时候有种很普遍的营养品“胖维他”，爸爸曾气得说：“胖维他都让你吃得变成瘦维他了！”

　　我脸上有个酒窝，大家都说好看，我说：“狗咬的。”大伙还以为我开玩笑。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跟着妈妈去她同事家。平时我跟那家的狗逗着玩，那天见狗屁股底下有根棍子，想去拿，没想到“狗一翻脸不认人”，猛然扑了上来，上牙咬住我的眉骨，留下一记疤，下牙深陷在我脸颊上，后来就成了酒窝。
　　还有一次我几乎丧命鲤鱼潭。那年我正念幼稚园，有天爸妈与朋友一起去鲤鱼潭划船，快到岸时，我兴奋地起身，船失去重心直晃，我扑通一下就栽进了水里。妈妈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一把抱住我从水里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妈妈的眼角下，大家慌忙把我们母子拉上岸。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常说，妈妈给了我两条命。

　　牵手走一生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当拉拉队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到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我们就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
　　1983年8月19日，我们在相识五周年的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挺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就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了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宾客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彼此互道“Ido(我愿意)”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你那年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皇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我们的磕头跪拜。拜完，妈妈忽然掉下眼泪拉着惠嘉的手说：“惠嘉，我们李家对不起你，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这一幕成了后来《喜宴》里的情景。那条红床单收藏多年，在《喜宴》里成了赵文瑄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单。此外，《喜宴》中大闹新郎新娘啃吊鸡脖子等戏码，我们也领教过。
　　不过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提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罪恶感。
　　我一直觉得喜宴很荒谬，它是一种社会表态的仪式，跟婚姻没什么关系。惠嘉是个不爱俗套的人，婚礼前两个礼拜我还在忙着拍毕业作《分界线》，所以婚礼被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也是下意识对喜宴仪式的反抗。父母千里迢迢赶来，没想到我这个李家长子居然如此不庄重，让他们很伤心。我才发觉，喜宴形式虽然荒谬，人投入的感情却是真的，这也引发我之后拍摄《喜宴》的灵感。


　　婚后我们人隔两地，她继续读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作。
　　我们两人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她性格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有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她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又是她要迁就我的行程。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作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儿子上阵帮忙拍戏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以前拍学生片，单纯地只想把手上的剧本给拍出来。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主景是纽约北Riverdale（河谷）区一栋灰木两层洋房，家徒四壁。美术设计远从曼哈顿的救世军搬来家具，布置之后，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样，除了画家好友贡献两三幅作品充充场面外，再和制片商量补救，追加预算仍不够，只得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婚时的对联、锅碗瓢盆什么的，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期制作时徐立功来纽约看毛片，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剧中杰米一角很难找，既要长得像混血儿，又要能讲中、英文，拍片时又得妈妈跟班，还得花一个月来演。没办法，只好央求大儿子李涵(阿猫)上场。那时候阿猫才六岁，眼睛很大，皮肤白，头发化妆上发油后黄黄的，可以冒充混血儿。
　　儿子煞有介事地说：“我考虑一下！”
　　我跟儿子说：“你帮帮爸爸的忙，要不然爸爸垮了，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他就怕了，说：“好啦，我帮你。”结果省了一个童星的麻烦。
　　头一天，李涵很紧张，老拍不顺，禁不住落泪，之后入戏和敬业的情况越来越好。在拍片现场，他还帮忙盯场。有一天，飞机飞过上空，突然传来一声“cut”，全场愕然，原来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李涵。他说：“拍同步录音，不是每有杂音就要喊cut？”我走过去笑着拍拍他的头，要大家重来一遍。
　　妻儿都是义务帮忙，不过这一演，倒把儿子给演伤了。因为他喜欢规律化的作息，演戏打破他的规律，到今天，他还跟电影保持绝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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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靓蓓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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