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根据文学名著《茶花女》改编的芭蕾舞剧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团长弗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专门为马戈·芳婷(Margot Fonteyn)和努里耶夫(Nureyev)编导的舞剧《玛格丽特和阿尔芒》(首演于1963年);另一个是德国汉堡芭蕾舞团团长约翰·诺伊梅尔(John
Neumeier)专门为马西亚·海蒂(Marcia
Haydée)编导的同名舞剧《茶花女》(首演于1978年)。近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是后一个版本,由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演绎,也是这部舞剧的首演舞团。
在当代芭蕾史上,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曾在已故芭蕾大师约翰·克兰科(John
Kranko)的带领下,以演绎“戏剧芭蕾”闻名遐迩。克兰科的代表作,芭蕾舞剧《奥涅金》、《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曾先后到访中国,他的创作以精巧的情节构思和富有戏剧性的舞蹈,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真实的人物情感为特点,使舞蹈与戏剧、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此次,由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带来的舞剧《茶花女》可谓延续了这一创作风格,该剧编导约翰·诺伊梅尔曾任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独舞演员,在约翰·克兰科的提携下走上编舞之路,继承并发扬了克兰科戏剧芭蕾的传统,这部舞剧也是诺伊梅尔向克兰科致敬的作品。据报道,1973年在克兰科的葬礼上,诺伊梅尔向克兰科的御用女主角、“灵感女神”海蒂许诺,将为她以及刚刚失去灵魂人物的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创作新作品,以延续舞团的艺术生命。1978年,舞剧《茶花女》应运而生。
诺伊梅尔的《茶花女》在保留传统芭蕾审美风格以及戏剧芭蕾情节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性、增强了舞蹈性,不仅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也是戏剧写实与抒情浪漫的结合。而“倒叙、回忆、戏中戏”等叙述手法的运用,也使该舞剧的织体更加丰富,舞剧的内涵更有深意。诺伊梅尔认为舞剧要表现独一无二的人性,但与一般戏剧芭蕾不同的是,他的创作更多地将情节隐含在舞蹈之中,在舞蹈中展开情节,是真正的舞蹈的叙事,从而将戏剧芭蕾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源于心灵的舞蹈编创
诺伊梅尔是极具编舞才华的舞蹈编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证明。动感流畅、一气呵成是他一贯的编舞特点,观赏他的舞作,充沛而又细腻的情感性以及丰富而又流动的画面性是观者最大的感受。舞剧《茶花女》在主要人物以及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安排了多段双人舞,在这之中,当属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的双人舞戏份最重也最为精彩。三幕中,随着剧情的发展,玛格丽特分别着“紫色”、“白色”、“黑色”的衣裙与阿尔芒共舞,不同的色彩也象征着不同的情感基调,代表了两人由互生情愫、纯真相爱到走向诀别的情感历程。每一段舞蹈都紧扣主题,将人物不同境遇下的内心状态化为肢体动作,进而营造出一种情绪的氛围。
然而,这种情感与视觉的艺术化展现却不见浮夸做作之态,也不见作为编者刻意“编排”的痕迹,观者看到与感受到的是剧中人物情感于舞蹈动态中的真实流露,也是编导才思与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艺术语言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符号,是以直觉意象思维为基础的意象语言,它与人类早期心智发展状态相关联,不同于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是直觉体悟式的对事物整体模糊的认知与表达。在艺术创作中,潜藏于创作者心中的意象是思维的主要媒介,这种意象“是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语言表达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创作者在此方面的天赋与能力具有差异,有的创作可能会停留在动作、技术的表层,但在诺伊梅尔的编舞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舞蹈形式美,更关键的,也是吸引人的是透过舞蹈所能触及到的心灵,好的艺术语言一定更接近于心灵的底部、意识的深处和生命的本原,而诺伊梅尔的编舞体现了舞蹈语言与心灵语言的高度融合。
除了必要的天赋与能力,恰当使用编舞技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茶花女》在技术上有意识地处理,使得群舞编排也颇具特色。为了避免一般舞剧中群舞过于整齐划一而显得呆板单调,诺伊梅尔在群舞调度上常采用斜线、三角并在舞动中不断变换队形,在空间使用上不局限于平面一致的模式,注重舞蹈的左右流动以及高中低得错落有致,于稳定均衡中形成一定的不规则感,从而使群舞的画面动感丰富。
二、独特丰富的舞剧叙事
舞蹈语及汇编舞仅仅为舞剧大厦的建构提供了“砖石”。如同建造一座精美的建筑,其结构的重要性往往胜于砖石自身,舞剧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编导的总体思路和叙事方式。在这一点上,诺伊梅尔的《茶花女》可谓独具匠心。
从整体结构上看,《茶花女》采用了复合叙事方式,首先,结合了直接叙事和间接叙事,以倒叙、回忆的手法,改变单一直线叙事的模式。其次,营造时空交错的舞台,运用“戏中戏”的手法,将与“茶花女”具有相似背景与命运的“曼侬”穿插于舞剧中,比如,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就以在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曼侬》的方式结缘;再如,将“曼侬”作为“隐喻”的存在时常出现在剧中,作为描写玛格丽特内心挣扎的辅助手段,即内心世界的外化或者说是视觉化,也作为命运的预言预示其悲剧的结局。这样,不仅有利于深入揭示人物性格与命运,也可以增加舞蹈的信息量以满足舞蹈观赏的需求,更使得舞剧摆脱平铺直叙的呆板与单调,在现实的叙事中增添了虚构想象的部分,与主人公形成虚实的映照和对比,一举多得。
从具体构成上看,《茶花女》既有克兰科戏剧芭蕾的风范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舞剧要表现人性与人情,注重戏剧情节构织和人物心理刻画,发挥了舞蹈的表现性,从而区别于偏重于舞蹈展示的古典芭蕾舞剧。不同的是,在将戏剧与舞蹈融合的创作过程中,诺伊梅尔并非按照一般戏剧舞剧的思路,首先着重于情节的描述和冲突的展现,在叙事中展开舞蹈。而是从舞蹈出发,着重展现舞蹈的抒情性以及律动美,在舞蹈中实现叙事。也就是说,诺伊梅尔的舞剧创作,不在于以舞蹈讲故事,因为这仍是以戏剧为主导的创作思路;而是通过舞蹈的编排和舞段的展示象征或暗示情节。这一细微的差别,使他的舞剧在叙事方式上呈现出简洁、流畅的特点,也使他的舞蹈语言具有更强的抒情性、舞蹈性,摆脱了不少戏剧舞剧中“话语式”的表达方式,是真正的舞蹈的叙事,因而,更接近或者说更能体现舞蹈的本体。
三、音乐舞蹈的完美融合
一部成功的舞剧,除了精妙的构思与编舞,音乐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茶花女》这部舞剧中,一反常规思路,诺伊梅尔没有选择类似歌剧《茶花女》这样的戏剧音乐,而是倾心于更具抒情与浪漫气息的肖邦钢琴协奏曲和独奏曲。对此,诺伊梅尔解释:“我似乎从中看到了肖邦的人生与茶花女的人生之间那清晰的映照——他们的人生都被致命的疾病所笼罩,他们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同是作为巴黎沙龙的头面人物,而在最耀眼的同时,两人都在掩饰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茶花女》本身所体现出得更强的舞蹈性与抒情性特质,也使诺伊梅尔要选择与其风格相近的抒情音乐。
具有专业舞蹈与戏剧素养的诺伊梅尔,在乐曲的选择上,又体现出他对音乐的领悟力,乐曲的选择不仅恰如其氛地反映了人物当时的情感状态,也达到了编舞与音乐的高度契合。如,“紫色双人舞”选用了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第二乐章,透着甜蜜的哀伤;“黑色双人舞”选用了肖邦《g小调第一叙事曲》,这段舞蹈在古典芭蕾语汇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舞不断变换重心以及速度、力量的爆发力,既保留了古典美又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与流动感,对人物情感的描绘也富有层次。舞蹈时而以快速变换的舞步描绘爱之切,时而又以缓慢舒展的舞姿诠释爱之叹,情绪变化与肖邦音乐的情感起伏融为一体,达到了舞蹈、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
诺伊梅尔擅长戏剧舞剧创作,但他的戏剧舞剧更加凸显了舞蹈性、抒情性和观赏性。与之相适应的,《茶花女》与通常的写实戏剧以实景营造环境氛围不同,舞台布景追求简约,常以一桌、一椅、一面镜子做简单点缀,这种场景上的象征性和不确定性,不仅有助于视觉上突出舞蹈画面,也有助于舞台时空转换。另外,作为具有敏锐艺术触觉的舞剧编导,全剧包括节奏的安排、情绪的起伏、层次的搭配、均衡与错落,色调的对比等等,体现出高度的协调性和艺术性。
《茶花女》作为诺伊梅尔的早期作品,虽然延续着克兰科戏剧舞剧的传统,但他创作的独特性和个人风格已初露端倪,并在其后的编舞生涯中不断强化和超越自我。近年来的作品《尼金斯基》(2000)和《小美人鱼》(2005),其编舞越来越显示出对现代舞蹈语汇的吸收和运用,并继续着他善于构造和驾驭复杂舞剧结构的创作特点。例如,舞剧《小美人鱼》就是在“安徒生”的想象中展开的。剧中,作为主角的“小美人鱼”既是独立的个体——纯洁、美丽的海的女儿,又是“安徒生”的代言者,象征着“安徒生”的情感经历与内心挣扎。而在舞剧叙述的过程中,“安徒生”这一角色时常隐在“小美人鱼”之后,作为一条辅线、也作为第三者的目光从较为现实的一面看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而在舞蹈语言上,“小美人鱼”的动作则完全颠覆了古典芭蕾所谓美的标准,以内扣、扭曲和富有戏剧张力的动作表现“小美人鱼”无以言表的痛苦。
对于我国舞剧创作的现状而言,首演于34年之前的《茶花女》仍有学习与借鉴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在于,在戏剧舞剧创作中,如何遵循舞蹈语言的特点进行叙事,更多地体现舞蹈艺术的特质,诺伊梅尔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对于当代世界芭蕾舞坛而言,诺伊梅尔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流舞剧编导。也许具有编舞才能、能编出漂亮舞段的编导不胜枚举,但像诺伊梅尔这样,能够全面把握与整合舞剧中舞蹈、戏剧、音乐、舞美各要素,又拥有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与复杂精密的创作思维,是他不同于一般舞剧编导的非凡之处。(文/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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