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夸张的说，我是带着微笑，充满自信的回答这一问题的。我也知道，此时一个战地指挥官的举止言行将对对方产生极大的影响。

赛前的准备会异常之简短，根据袁副主任指示精神，这是由队长召集、教练听听的务虚会。进攻注意什么？防守注意什么？破紧逼怎么破？然后再分成小组更细致地讨论研究。至今回忆起当时情景，我敢说是一次十分重要而又成功的会议，发言之热烈、情绪之振奋，是难以想像的。这个会也是战士冲出“猫耳洞”前的誓师会。

难忘的“10·26”之夜

中日决战事关重大，十月廿六日，中、日两队第二次对垒，鏖战东京。它将决定两队的命运，将决定亚洲东区进入奥运会入场券的归属。鹿死谁手，世人瞩目。

下午，按要求我们鱼贯入场，先于我们到达好久的日本队已经在室内开始做韧性练习。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对此时日本队，我甚至有点故作姿态了，抬起头，微笑着，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硬底皮鞋踏在地板上故意发出声音。同时我似乎感到日本队的紧张状态，我此时的感觉是日本人一举一动都有些紧张，是包袱太重的表现，而胜利者当属中国队无疑。面对日本人的征询：比赛服是长是短，是白是红，一切由你们定，中国队无所谓。当着我们队员，日本足协秘书长春田先生提出日队由短袖改为长袖时，我干脆回答道:“请便。”我们有坚强的自信，同时也在精神上给对方以压力。比赛岂正在场上！

细雨不停地下着，场地积水，寒意逼人。看台上已是座无虚席，国立竞技场人山人海，他们在雨中为自己队取胜而摇旗呐喊。

日本队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以及得分优于我队的有利形势，与我队展开了“白刃战”。这确是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紧张激烈而精彩的比赛。

我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频频向日队发起攻击。我队重攻边路，能下则下，不能下则回敲，跟上斜线吊中。这种下底与回敲传中的结合，有效地破坏了日队防线，形成了门前以中锋柳海光头上为集中点。我们所进第一球即是左路段举外围斜线吊后点，柳海光头球攻破大门，无论从战术配合上，技术上都是完美的结合。

我队的及时转移，打乱了日队重兵布防左路堵我右路下底的布局。我队所进第二球就是插入禁区的唐尧东从左路得球后射中的。

我队在防守上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对重点人物加强了防范，第一场对日本队时正是中锋14号原村一头立下大功，而这场比赛中贾秀全成功的盯死了原村，使战乱之祸再无重演。

与第一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日队几次任意球，但是没有一次触球成功，在我队紧逼盯人之下而土崩瓦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看来任意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防守上的混乱和松动给人以可乘之机。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守门员张惠康的稳健防守，为我队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场大战中，我队也存在许多问题:全队表现尚不平衡；下半时一度被动挨打，犯规增多，给对手罚任意球之机；个别队员还没有打出水准；门前反应还不够迅速敏捷，因而失去了一些机会，自然也是一大憾事。

夜幕笼罩东京，这个大都会也显得异常静谧，多数人已进入梦乡，唯独中国队住地却显得如此生机勃勃，胜利后的喜悦之情，未能按时晚餐，深夜将至，在饭厅里我们迎来了我国驻日大使及参赞一行，他们带来了亲人的问候和祝贺，转达了国家体委电话中主要精神:“国家足球队取得胜利，国内群众很高兴。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感谢球队的努力。”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沉浸在幸福暖流之中。

从国内各地挂来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传来了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多少个日日夜夜，熬红了眼，多么期待胜利而后能美美的睡上一觉，可是事与愿违，困，但睡不着，饿，但吃不下，高兴，但乐不起来。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早晨醒来，和煦的阳光照射了进来。早餐后大部分人上街去了，我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一位老朋友破门而入，他虽然身在异国，但仍念着故人。谈到中国队的胜利，他充满喜悦之情，也同时表达了迟早回归祖国的愿望，他坦率直言:“走到天边也是中国人。”

荣誉，来自几代人的努力

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中国足球队乘机回到了北京。隆重的仪式，热情的欢迎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依然习惯地走回队尾，此时此刻我更没有“向前挤”的习惯，但是一声呼唤，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应召到了队前，向前来欢迎国家队的领导、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握手致谢。随后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了。何副主任讲话:“中国足球队的胜利是历史性的突破，但是仅仅是初步，是历史的转折。”之后，是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同志讲话，他说:“话我是不讲了，由教练高丰文讲。”

这使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该讲点什么似乎大海里捞针，似乎什么都该讲。对领导上给予中国足球队这样隆重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自然也提到了我的老师年维泗，感谢他的栽培。中国足球队的胜利是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兄弟队、广大球迷支持的结果。我还讲到，摆在中国足球队面前的将是更大的考验，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我们。

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中国足球队与中国体操队一起参加庆功会。席间，李梦华主任同我碰杯时说：“你在困难时，挑起这个担子，工作的不错。”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全身，没有比领导上的理解和支持更幸福了。我们的老主任荣高棠同志也深情地举起杯:“高丰文，你们还没有拿金牌，但是你们是划时代的，我喝下第二杯酒！”

队员们都相继离队回乡探亲了，我本人和其他教练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可很难如愿。因为还有许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干。在空闲时间里，我们要作出一九八七年的总结，制订一九八八年的工作计划。同时，我又接到了新的指令，袁伟民同志把年维泗和我召到办公室，对我说:“高丰文，现在需要我们在六运会期间的拚搏之歌报告会上做个发言。”推辞不了，只好服从。

十一月九日我到达广州，而十五日“彩排”在少年文化宫进行。到广州后的几天里，除去一些必须的应酬之外，我一直在紧张的赶写这篇发言稿。我知道，作为中国足球队的代表，能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与其他兄弟队代表或者个人相比，无论从内涵到形象都显得如此渺小，正因如此，也是我们向兄弟队学习的圣堂，就这样我做了题为《拚搏岂止在赛场》的发言。

拚搏岂止在赛场

为迎接奥运会足球预赛期间，中国足球队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在昆明进行了四个星期的强化训练，为参加下半年奥运会预选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周训练十八次课，三十小时。第一天就进行了五小时零十五分钟的训练，其跑动距离为一万四千八百多米，由于起点高、强度较大，加上有个别队员旧伤复发，几天后出现了疲劳现象。在此情况下，全队没有动摇，训练不减时数，不减次数，不降强度，一句话，坚持按计划执行。第二周，不仅保持了第一周的数与量，而且提高了强度和加强了对抗，有的训练日活动距离达到一万七千六百三十米，其中快跑占总距离的百分之三十六，对这样的安排能坚持下来，能否在三十小时的周训练时数中保证训练质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质疑是很自然的。

四周的训练，没有一个人上街，虽然，其中有两个半天时间可以归其所用，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驻地，他们利用仅有的一点时间养精蓄锐。就是在一天中三次课间短暂的间歇，他们也常常只是休息片刻。这种大强度的训练所带来的疲劳，伤痛，没有使我们的队员失去乐观的情绪、开朗的天性。在训练前整装的短暂时间里，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怎么教练也不感冒发烧？”“怎么出完早操才下雨，早一点下啊！”有的队员接着说:“以后每天早晨咱们轮流值班，在教练窗户前人工降雨，使他们真以为下雨就不出操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我，不如说是在他们当中的我，笑眯眯的注视着他们调皮的神情，为全队上下这种融洽的关系而高兴！

八月的昆明，正值雨季，特别进入中旬以来，连续几天的阴霾天气，有时大雨倾盆，有时细雨连绵，为了适应大赛中可能出现的水战，不管天气如何变换，我们也决不改变计划。我们不会忘记，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雨下得遮天蔽日，伸手难见五指，但是肆虐的风雨冲不垮我们的斗志，队员们在雨中拼抢、争顶，在风中冲刺，任凭雨骤风狂，硬是完成了四个多小时的训练，跑动距离达到一万五千一百五十米。就是这样顶酷暑，冒风雨，日复一日的顽强训练，为今后适应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战斗打下了基础，同时也锤炼了我们队员的意志。

队员贾秀全在一次举重训练中，不慎被杠铃砸破了上唇，一个血淋淋的大口子翻在上唇内侧，顿时肿胀起来，经缝合以后，进食困难，只能以流食充饥。几天之后，这个身高一米八一的大汉体力下降了，浑身无力，但他仍顽强地坚持训练。在我们与大夫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停练了一个上午。正是这个贾秀全，当高强度训练出现了血尿时，仍坚持训练，即使是检查身体也不想占用训练时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足球运动员。我们为有这样的运动员而高兴。同时也更感到我们责任之重大。

朱波是全队老大哥，年龄居全队之首，右膝有伤，但始终能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别人能练，我也能练。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郭亿军、张惠康低烧而不休息，凭他们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