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克泰国队

十月八日，我们取道香港赴泰国。抵泰后受到泰足协秘书长的迎接，到旅馆后，稍事休整，我们即驱车来到了曼谷国家体育场进行了近一小时的训练，队伍已进入对泰之战的“猫耳洞”，严阵以待。

在全队会上，我再一次从对日之战所失一任意球的战例中提醒全队引以为戒，望能予高度重视，基于对泰国比赛依然是我们所应注意的问题之一，为此专门从角球、任意球谈起:我队多年来是角球、任意球的受害者，其实能力提高了也可能是受益者，而我队是受益时不多，受害很大！必予重视，变害为利。

我们对日作战获十三次角球之机会，却无一命中，在成功率的栏目里仍是“0”，其中，失误或踢出界外或不到位占1/6弱；靠门太近、被门将没收者占1/ 6；门前布局欠妥、选位不好也有两三次之多；还有两三次则是抢点不凶所失。问题在于提出了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袁伟民同志也在会上讲话：“今天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到比赛前所有想法就是为了比赛，这才是聪明的。大局一定要清楚，出线就是大局，剩下三场球要连在一起考虑，不允许再有任何一点差错，自己要施加压力，打日本队时，一入场气势就不够，可能没有给自己加压。希望下面三场球，不管怎么样，包括天气在内都应做最困难准备，谁上场听教练安排，但仗必须这么打，每人做好自己的工作，精力集中到这上，到用的时候都拿出来才是好运动员。平时再好，到上场时疙疙瘩瘩就不好了。能想到一块，教练也就好要求了。在训练上，是真练而不是看着练，一定要做到真练。”

袁副主任的讲话统一了全队思想，我们教练班子不停找有关队员个别谈话，卸包袱，鼓干劲，树信心。

所有这些在比赛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十月十日晚上的例行干部会上得到肯定，一个对泰作战的完整方案确定了，决心既下就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了。

也许是老天爷有意刁难我们吧，赛前秦国荣、麦超、段举等人发烧和严重泻肚，非战斗减员乃是赛中之大忌，实力肯定会受影响。比赛是在阴雨中开始的，到后来变成瓢泼大雨。对我们这些旱鸭子来说，无疑又增加了新的难题。不过，天公既然不作美，我们也就只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了。

我们就是“内忧外困”中，在与“天灾人祸”的搏斗中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

这是一场令人鼓舞的胜利。一比0这个微小的胜利，对于困境中的中国队，是在夺取奥运会出线权的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乘汽车从体育场回住地的路上，我严肃的向全队宣布:“为着下面的比赛，任何人不许请假外出。”此后的日子里，胡之刚、肖笃寅同志一直在门口坚决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我们的所有队员都是理解和支持这一“无理”决定的。

十二日，我们离开曼谷回到广州。

由于在泰国以一比O战胜了泰国队，实现了“早赢早解放早主动”的有利形势，因而十八日对泰国一战只要不输即可实现决战的局面。

作为队的教练，任何时候“心”都不能放在肚子里，又什么时候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即或是一块肉也要咽下肚才算吃进去了。所以尽管形势有利，但仍不能不看到中国队的现状，我想几方面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即使一声哨就判了“死刑”也要正确对待。正因如此，在最后二场比赛时，应是:“相信自己，显示实力，力拚争胜，准备意外。”抱定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对困难充分准备自然也是包括队伍本身状况。如李华筠在十六日下午训练中，老伤复发，情绪极坏。第二天早操和训练他也未能出席。他懊丧的对我说:“高指导，我不能练了，让我自己掌握一下吧。”这诚挚的请求使我对他放了“绿灯”。我只是安慰他。在曼谷机场，我曾对他说，对日最后决战时他要做好准备，下一场先上去适应一下。我还能讲什么呢？他的伤把我原来出奇兵打东洋的想法全搞乱了。

那是上次在天河对日本队进场前，马林身体不适，有低热。我们研究后，征得大夫同意，我直截了当地问马林:“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不行不要勉强，我们换其他人上场。”他回答说“行”！这坚定的语调也给了我们信心，原定出场阵容不变，他就这样参加了对日队比赛。有谁了解一个运动队随时都有出现任何问题的可能性！

我对国家队前领队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宁愿带一师人打仗，也不愿带一个足球队。”这话千真万确，可列入至理名言。

十七日上午全队再次看了与泰队比赛录像，结合具体情况再次强调有关注意事项和提出要求。

年维泗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大赛前负于辽宁队和广东队。他说:“什么比赛都要力拚争胜，必须按赢球去努力，不要因为工作不够去输，不能把性格丢掉！不管什么比赛都要投入最大力量。”有的队员表现不够好，他也给予批评，指出是训练问题。

对泰比赛前的决策会，于十七日午夜结束。决心已下，策略已定，没什么可反悔或迟疑的了。

十月十八日是星期天，晚饭过后，天河体育场灯火通明，绿色的草皮显得生机盎然，衬着四周看台的彩色座椅，使整个体育场像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又显得那样庄严，壮观。

比赛双方在裁判员的引导下步入场内，一声哨响，随即展开肉搏厮杀。泰国队表现出色，一是顽强的抵抗，层层设防的防线，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二是他们娴熟的技巧；三是灵巧如燕的身体和快速的行动。

我队在这场比赛中，在开局的二十几分钟里，闪电般的连续快速传递频频使泰队左路防线松动瓦解，五分钟内连下二城。开球仅三十秒钟，马林中场得球转身向中路突带受阻，碰对方腿上弹回，右前卫唐尧东跟上获得，直传右路，右后卫朱波下底传中，此时门前严阵以待的中锋柳海光一个跃顶将球送入网内，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接着，我右路再次展开攻击，李辉在中场接朱波传球，“撞墙”后，朱波再次下底传中，此时柳海光接球回敲插上的前卫唐尧东，唐立即起脚，球从后门柱入网。此时开赛仅五分钟。

泰国队如梦方醒，大力反扑。而我方被这意外的顺利和二比O的优势所左右，动作也稍迟缓，失误增多，使比赛最后的十多分钟里陷入低潮，加上在防守上未能控制禁区外围点，使对方连续轰我大门，几度告急。为了巩固战果，在个别位置做了调整，加强了对外围点的控制，保住了城池。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的记者问到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时，我答道:“一个好的开局奠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正是这个胜利才打通了迎战日本队的障碍。当然，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打得不好，防守不盯人，布置到每个人的任务，有的未能坚决执行，造成了对方连续攻击。我们产生了‘保’的想法，失误较多，节奏放慢。”

“挥泪斩马谩”

队伍十月十九日中午回到北京，下午进行了轻微活动，一切都属正常。

二十日中午十一时左右，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里一个清脆的女声找李华筠。李华筠来了，拿起听筒长谈，他们大概通过电话约定下午在什么地方会面，但是他却没有当面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到下午一时左右，李华筠从队里打来电话到我家:“高指导，下午我请假。”我说:“下午训练呀。”他又说：“我有伤，不能练。”我说，有伤可以掌握，不能踢可以慢跑、做操，不能跑可以做力量训练，下肢不行练上肢，马上要去日本执行任务，这是工作，其他事情先放放。他又说了一个理由:“我看病去。”我的回答是看病可以，但必须经过陈大夫同意。他接着说:“我找陈大夫。”我一再强调了要注意的事项之后，又劝告他:“海豹，你不能走，走了你要犯错误。你听明白了吗？我再重复一遍，你不能走，走了要犯错误的。”

下午训练时，我站在场子中央，看着走过来的队伍，默默地清点着人数，寻找李华筠的影子，我多么希望看到他，此时此刻我真是舍不得呀，我问陈大夫:“有谁跟你请假找大夫看病吗?”“没有啊”，他惊奇的回答我。

我从内心里希望李华筠回来时能主动找我或队内其他干部，承认错误，或者解释一下自己未经批准擅自离队外出的行为也好。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却未能似火一样的情去温暖一颗冷酷的心。李华筠回来时，已喝得满脸通红、对于我们这些耐心等待他的人漠然视之。直到晚十一时我才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家。夜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内心的隐痛向谁诉说？

二十一日上午，在队干部会上，一致做出了决定：“李华筠此次不能随队执行任务。”李华筠不能去日本，建议补上广东队的吴育华。胡之刚同志拟就了报告，张俊秀同志手持报告直奔训练局办公室，请主管足球队的副局长年维泗同志审批，但是找不到他。事情十万火急，张俊秀同志只好直接面呈局长李富荣同志。张俊秀同志回来后谈及此事不无感慨的说:“真干脆，完全支持我们。富荣还说，就是补不上，少一个也没什么。”领导完全理解我们，随将局里批文直送体委领导，一路开了绿灯。

当晚，我与胡之刚教练一起来到了年维泗同志家里。远行郊区垂钓归来的年维泗仔细的听取了我们关于李华筠同志的汇报，以及由于找不到他而只由局长李富荣同志审批并报体委领导的过程。对此，年维泗同志表示全力支持我们这一果断的行动。

足办有关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与广东队联系让吴育华立即来队报到。时值广东队在外地比赛，吴育华连回广东的机会都没有，星夜兼程，于二十二日到队报到。同时，外事部门急速给日本足协发报，请予协助更换一名队员，日本足协通知其驻华使馆，一个新的赴日签证仅昼夜间就办理好了。

个别队员的进出，牵动整个足球机器的运转。足办的同志可以说通宵未眠，他们不停的拨着电话，与广东联系商讨吴育华来队事宜，又要与辽宁队领导通报李华筠事件的始末。时值深夜，而领导又多随队外出，找起来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一切都在人们熟睡之中默默地进行了。

作为我自己在忍受着感情上的折磨，每当我坐着不语之时，我爱人却能一语道破:“你干嘛不说话，又想李华筠了吧！”他毕竟是有功之士，不得已才做出那个决定呀！

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向辽宁省体委的同志汇报此事时，我期待着他们的理解。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在沈阳战伊朗时，辽宁队老教练金智荣对我说:“老高，看来你的做法是对的。”我看得出来，也更希望辽宁队在他归队之后能使他“浪子回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离开了辽宁队。足球场上一颗星就这样跌落了！惋惜之余，我也曾深思:我们做教练的应负怎样的职责？

有关李华筠的消息不胫而走，二十二日早晨新闻广播中，播出“吴育华替换李辉”的消息。我进入大门之时，就见李辉弟弟怒气冲冲的说:“走!咱们不干了！”李辉爸爸，这位足球界的老前辈，也未能冷静地听我解释。李辉也对他爸爸说:“甭说了，咱不干了。”我拨通了年指导电话，年指导说“叫他们到我这来。”我如释重负，委托胡指导将李老带到年指导办公室。胡指导回来后，对年指导处理这件事的不凡表现赞不绝口。一进屋，年指导就对李辉父亲讲:“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您应该做工作……根本不存在调整李辉的问题。”李老冷静了下来。事实证明高丰文的行动是光明磊落的，我很感激李辉的仗义执言:“高指导人不坏。”

决战在东京

我们应该说是带着充分准备于十月二十三日在袁伟民同志带领下踏上东瀛大地。

夜幕已降，原定下机后的一堂训练课不得不取消了。心中颇不是滋味，计划的改变不知是凶是吉，是福是祸？

二十四日，原定上午的训练课，因雨改在旅馆后面的廊道进行，自然只能做体操、腰腹运动、各种滑步转身和起跳以及折返跑等。

雨越下越大，我们坐车一个多小时到训练场。汽车停在场边，无遮无挡，大雨如注，全队在等待着我作出抉择。寒冷的雨水会置我们于何等境地？感冒、发烧差不多等于自杀，而负这一历史罪责的自然是作为主教练的我。赛前唯一的一堂主课训练的好坏，都可能关系到比赛的结局。怎么办？

练！一声令下，队员们鱼贯下车，顿时在泥泞的场地上活动起来了。这气势自然摄入了早已等候在场边的几架摄像机镜头之中。我想，这镜头会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人取胜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二十五日上午的全体队会上，我概括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日队的研究。

日本队在身体素质上的主要特长是奔跑能力强，对抗性力量好，战术上则以防守反击为主，打法上逼抢凶。既有特长，也有特短。

我队具备战胜日队的因素。

首先基于实力考虑，通过广州一战的统计数字，确信我队占有优势。广州一战我队占80%优势。

日队教练石井义信预测，中日二次交手日队可占四成，我队占六成。他还说，中国队可控制局势。

日队心理上压力之大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以钱为饵，正如浅召所说:“不然对不起七十万元(日币)”。其次是舆论压力，加大了日队的心理负担。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广州一战日队虽然取胜，但他们很明白是怎样的偶然得胜，他们赢了个包袱背着，而我队则输掉了包袱，等于轻装上阵。

日本队原本想借“泰国屠刀杀掉中国队”，使日队可以不战而胜，而结果是中国队从背水之战中杀了出来，日队为此紧张异常，他们更知道两队实力的差异。

他们认为我队状态不错，而日队则在刚刚结束甲级联赛之后，个别队员亦有伤。

日本队的指导思想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保持快速反击。

他们的口号是:为0:0而战。

他们的目的是:不让中国队进球。

他们的信念是：最后一仗守住大门，通往奥运会大门自然打开。

不难看出日本队基于各种考虑，他们缺乏敢于战胜中国队的信念，一切从“保平”出发，因而既暴露了“想赢怕输”的心理，也可看出缺乏必胜的决心以及心理上的重重矛盾。

据此，我队针对日本队情况提出：

进球取胜，不做日本队高兴之事，“固守敢攻，攻则压住”。接受教训，做到下底与外线的结合，争顶抢射及外围点的抢攻要凶狠、及时，同时注意防守层次；在正常情况下，保持边路进攻和斜线吊中，还可以调上吴育华、王宝山印边锋以速度强突。

同时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情绪上的稳定，心理上的平衡是保证我们取胜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提出：对日本队不管搞什么小动作都不上圈套，对裁判无论怎样吹都不计较，对观众怎样呐喊都不受影响。

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力求谦恭与豪放。回答有的记者提问时，我爽快的答道：“中国队为胜利而来！”此言似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一个中国留学生高兴的拉着我的手说：“你说的太痛快了，从未听到我们的教练这样直爽的回答问题。”

在这个时候，这样性质的比赛，为什么非要把“为学习而来”放在第一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