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整训，发动大家自己制定“规章”，至少每人提一条，做为全队行动准则，行为规范，如:

    唐尧东:进食堂，赴训练场不穿拖鞋。

    杨宁:不留长发。

    朱波:训练开会提前三分钟到场。

    高升:晚睡自觉提前熄灯。

    郭亿军:训练中，换项时要快。

    池明华:进食堂不穿训练短裤。

    李华筠:训练场不光背，不脱衣服。

    马林:开会注意听讲、记笔记。

    王宝山:个人有事外出注意请销假。

    山春季:讲话注意语言美。

    秦国荣:宴会后不得随意退场。

    李辉:开会时要积极发言。

    麦超:注意室内卫生。

    段举:注意坐、卧、站、行姿态，注意小节。

 张惠康:不做项链队，不做长发队，不做手链队。

通过每人一条，使运动员守则更加具体化，全队互相监督、执行。

青岛之行收获是大的。“调、整、训”目的达到，大家自己所提的要求变为全队自觉行动。

全队通过心平气和交谈，呈现新的气象，无疑对下段昆明夏训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更是一个促进！

由青岛归京，做赴昆夏训的进一步准备，教练组几天开会，进一步明确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一切为了夺取奥运出线！

对马林继续进行帮助教育，使其思想上真正认识问题的危害性，同时每个干部都分头找他个别谈话，形成攻势，也使他认识中国足球的现状不是缺谁不可。

为了我们昆明之行，也是为了下段参赛奥运比赛，年维泗同志再次抽时间来队与全队讲了话。他说，听到大家夺取奥运会出线权的决心，非常高兴。

“国家队胜了香港，迈出了一步，甩掉了负性思维。小唐一拚，给队立了功，大家也都付出了极大努力，全场都应像小唐这样！

“一个队精神面貌很重要。抓住国家队不要放松，形势不错，要发展。

“每个人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光是教练要求。真的出线了，名垂史册，这几个月很重要，管一辈子。”

对年指导的讲话还提到关于对老队员训练中“掌握”的问题。他说:“对老队员的训练量要掌握，注意间歇。高丰文要掌握好，秦国荣两个四百第一，下一次可能跑后面去，不能都是前面。当然老队员也不能每次都是列第一。新队员不要比这个，要比加班加点，山春季不是倒第一，后面还有李辉，这算什么能耐？要考虑到队员的具体情况，心理状态，但老队员要自觉。当你掌握时一要练绝招，不要浪费时间。”

年指导当众的讲话，我可以执行。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我的治队风格，也不是我的性格，也是与袁伟民同志和年维泗同志自己要求的“从严”治队相悖的。这样如何起表率的排头兵的作用呢？

迁就不是爱护，长期这样“掌握”就等于足球生命慢性自杀。我的观点是能轰轰烈烈干二年也不拖拖拉拉混三年！生命之火，宁可燃烧也不冒烟，人们才可喊出生活的烈火万岁！

对此，我不能不提出几个问题:

1、二十七岁队员算不算“老”，自己“倚老卖老”如何起老队员作用？一九六一年出生的秦国荣算老，一九六O年出生的朱波算不算老，怎样对待？难道一九六二年出生就是年轻？在昆明我是本着这个精神贯彻执行的，但是一些人对此不满，也曾坦诚直言，是真话又是玩笑:“老队员，我们年轻！”对此我只能说:“训练所得是自己的”

2,“老”队员又想“掌握”，又想留队，如何起带头作用？

3,“拿握”二字不应是队员自己封的，秦国荣也从未连续跑过二次四百米第一。

4、更何况具体情况是教练一直在掌握他们，对李辉等是“尽力，掌握”。一是要尽力，二是尽力中掌握。

我的工作重点自然而然倒置在另外一些不必“掌握”的同志身上。

从年指导的讲话，使我想起我们这些“老”字号的在速耐训练中，可以说基本上老是殿后的情景。我只有感叹，叹息他们的运动寿命之光将在这“掌握”之中尽早失去“助燃”的氧气而熄灭！

在昆明夏训日程表上，每周二、四二次下午课均是从2：00开始，在中国人看来似乎不太正常，这正是我们的苦心所在，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如果有人问起这是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准备适应各个时间的比赛，少睡或不睡午睡也能正常发挥水平。

培养作风，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对比中的忧与喜

事与物都怕比，也正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比较中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金子迟早会闪光。

  在比较中，我更喜欢贾秀全，相比之下XX逊色了，其原因在于说的好听行动跟不上，是他的一个致命伤，其次是把自己看得太高等等思想在作怪。

这个队员原来不是这样，但现在生活懒散，对自己失去约束，因而失去了战友。正因为这样，李辉才讲出:“高指导不管XX，一碗水不能端平，XX也不怎么样。”

确实，这个队员训练中令我不能满意，他有时逃避身体训练可以“发烧”，喝完热水量体温，这些可以掩别人耳目，但瞒不过我们的眼睛。相比之下，贾秀全却全然不同，头天下午力量训练中，杠铃砸破了嘴唇，缝了三针，因而异常肿胀，影响进食，仅以流质充饥，但他仅休息半天，又全身心的投入了紧张训练之中。

我们面对先进与落后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必须使他们明白，每个人都要跟上队伍前进的步伐，否则要被淘汰。中国足球运动少了谁都可以照样向前进。

这忧与喜，喜是主流，大部分孩子是通情达理求上进的。相信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这些孩子转化后，一定会成为进军奥运的主力军!

艰苦的训练就将结束了，正是在昆明的艰苦训练中，得到了体委领导、足办领导的重视。年维泗同志在教练员学习班期间，向队传达了袁伟民同志的要求:下决心，利用有利条件实现今年冲出亚洲的愿望！年指导也帮我们分析了有利形势，增强我们的信心，对我们这段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使我们也深受鼓舞，都立下决心就此一搏！

但是在昆明期间我们也听到了对我们这支队伍的种种议论。

有人认为“国家队局部组合不行”，今不如昔。既然局部组合不行，那么就整体而言又如何呢?我们相信这一切逐渐会为人们所认识，而这个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修正看法的过程。

业务上从未有强求的一致，应该互相尊重而不应强加于人。

  对足球认识上的差距从来就存在着，这是正常的，也正因如此才有各自带队在战绩上的差异，队伍的表现也不一样。我确信几年来自己实践中的路子是正确的。

  有人认为目前国家队有重力量不重技术的倾向。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不重技术或是只重力量。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全面型？足球运动员离不开全面发展，舍此能有什么作为？

四周高原训练终于结束了，我们乘车来到了中原重镇——古都洛阳。

队伍虽属正常情况之下，但并非平安无事，在对湖北队比赛中就发生了贾秀全被罚黄牌继而被我换下场的事件。

贾秀全在场上质问裁判，被教练撤换出场，更为严重的是当他不情愿的走出场时，尽管我一再示意他，但并未收敛，反而对观众示意惹事，转而又对我说:“干么换我，犯病啊！”当时我忍了下来，但不是过份忍让，更不能熟视无睹，漠然置之。我在想，教练我可以不干，但对队员不能委曲求全，更不能窝窝囊囊中退让。我也决不因为我喜欢他们而姑息他们的错误！

我召集了干部会，为此陈述了我个人看法和处理意见，大多数人主张再找他谈谈，问明情况。他们更不相信贾秀全骂我，尤其孙宝荣和孟宪武同志的这个意见更使我在气愤中冷静下来。孟宪武讲:“小贾怎么混也不会骂高指导，底下也没听到他有这方面反应。”我要讲的是，不仅仅对我，而且对队内任何一位干部或教练，他都不该有如此表现。贾秀全几次找到我房间向我既表白又承认错误，对于勇于认识错误的人，你还得给他改正的机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