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比赛的出场阵容是完全按前面在干部、教练会研究制定的方案决定的。队里老队员李辉、秦国荣等人未能首先出场,但我事先又把战略意图告诉了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以先出场者在消耗战中取胜,如不能取胜的则保平局。在消耗战中,你们二位后半时选择时机出场,争取拿下这场球。即使未能实现这个意图,待回广州再战香港时(原定5月10日),等待你们立功。但是,这个意图并未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却引来了他们后来的离队申请。
    事实证明,比赛的进程是完全在我们分析的情理之中进行的。我们的主导思想和行动要求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实现了争取胜利、不怕平局、不能输掉的认识和准备,实践可证“争胜、保平、不输”,这个平局结果也是来之不易的。
    在这场比赛中我队表现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队为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追求。我们没有浪费在场上的比赛时间和让去空间,我们以自己的勤奋表现了意志上的坚定。我们的场上组织纪律性保证了整体作战体系的完整。为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严格控制和要求自己,突出表现在防守上,守强于攻。
    我们扩大防区,压出去打,使港队所惯用的伎俩未能重演我们确信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对手,做了一次实地“火力侦察”,深入了虎穴才得虎子。我们已经看到了战胜香港,夺取小组出线的胜利曙光。
    我们全队为此也是付出代价的:我们的队员很少外出,他们身居闹市,家住广州,但他们安份守己,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没有比这个更值得骄傲的。难道这不是战斗力吗?这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对于比赛的结果我们是满意的。如果郭家明认为逼平中国队是胜利的话，而我们在客场的平局不是更大的胜利吗？

我们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任人评说，我有一定之规。

首战客地战平港队,对我们也是个胜利,我们毕竟向小组出线又迈出一步,谁要忘记这个大目标谁就将失去一切,前车可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三老”辞职带来的风波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夏令时),由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旅客列车徐徐驶进了广州站。

回到珠岛宾馆,一切显得这样宁静、和谐,也许是过于平静,正如自然界一样,平静过后将是电闪雷鸣,预示着不平静时刻的到来。
    晚饭过后,我正在房间里伏案疾书,李辉匆匆而入,瞬息间来到了我的面前,说他递给我也好,还是说我接过来也好,总之是同时进行的,一份离队申请报告展现在我的面前。问他：这个报告与谁商量过吗?答复是否定的。我说,如果领导上同意你离队,你怎么办?
    李辉答道:“我能力不行,我二十七了,我应该在场上实践,不是学习来的,否则前四、五年就白干了!”

秦国荣走了进来,也交了同样内容的离队报告,也讲了与李辉大致相同的理由,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向秦国荣问更多的话,更没有像与李辉交谈那么多,也没有像规劝李辉那样请他收回这个报告,而是顺乎自然的接了下来。
    当他们二位出去之后,我与张俊秀领队及其他二教练讲：“你们看,接着来的肯定还有杨宁。”也许是我太了解他们了，果然不出所料,在较晚时,杨宁也送来了他的离队申请报告。

所不同的是我与杨宁心平气和的谈话时间很长,如此真诚连自己都难以表达,我从杨宁来队前的情况及到队后的表现开始,谈到队里所寄予的期望,我劝告收回离队报告。无奈任我如何劝说都无力使他回心转意。
    我反复问过他们,除去香港比赛未能出场以外,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他们异口同声答道:“没有。”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你们在香港未能先出场,我事先与你们打了招呼,做了交待,是从全面考虑,在最后关键时刻靠你们拿下这场球,拿不下来回广州再战……。不管我怎么讲都于事无补。我只好按组织手续来办了。
    稍后,我与张俊秀同志一起来到年维泗同志房间,做了汇报。对此,年维泗同志讲到:1、继续做他们工作；2、不要怕；3、不要拖(事情拖不去)。他又继续要求我们:“抓好没动摇的人工作,推心置腹的和他们交底。”讲到此,年指导问我,“那些人怎么样?”我说:“剩下十五人谁也动摇不了!”年指导说:“这段工作艰苦些,你们首当其冲。高丰文要抓骨干,让他们知道队里有点儿困难,不能急。”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我可以认真“反省”,但决不会屈服，更不会动摇一定要搞好这个队的信念。
    形势是严峻的,决心也是下定了的,只要工作做到家,不怕你不回心转意。
    全队为下段工作做了更细致的统筹安排,第二天将要开始三水、肇庆之行,为此我又与年指导谈队内问题,年指导明确答复我:“抓骨干,做好思想工作。能争取李辉为好,我去上海与上海体委领导谈,希望能得到他们支持。”我领到了尚方宝剑,心情舒畅多了。上有领导支持,下有十五条汉子军心不动摇,我什么也不怕。
    到了三水以后,在全队会上,我代表队的领导向全队宣布：“全队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服从队里统一安排,队里一切活动(学习、开会、训练、比赛等)必须参加,如不能参加必须讲明理由,有病、伤者需由大夫批准,未得批准无故不到,全当旷课论,也不许别人代请假……全队积极准备二战香港队。”

当然,虽然宣布了纪律,但执行起来还必须做到在情理之中,如秦国荣拒不参加训练,当全队都在车上集合以后,我说再等他五分钟,并委托值班教练去请他,仍遭拒绝。但从干部工作看,必须做到仁至义尽,今天回想起来,在后来的学习、开会、训练中,他们还是能够到场的。

值此困难之际,所有在队工作的干部,像孙宝荣、方纫秋、刘光彪、孟宪武等同志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是昼夜不舍，期待着他们回到集体中来。

在三水县当晚,也就是四月二十二日晚,我分头找了一些人个别谈话:段举、麦超、贾秀全、马林、高升、唐尧东等人,都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向他们提出希望,对队友的问题不能鄙视,要做工作,立足于拉和帮,使他们尽快回到集体之中来。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从这一事件中,尽管尚未得到圆满解决,但仍可看出全队上下更加振奋,表现在训练、比赛之中更加明显,一个崭新的队伍必将出现在中国足坛大地之上!
    我并不“理解”他们
    翻开展现在眼前的笔记,出现了以《我并不“理解”他们》为题所记下的一段:
    今天(四月二十六日)早晨和中午,马林先后两次来到我的房间,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少有的情形。谈话时间虽然不长,内容也不多,但我却看出了八十年代青年闪光的心灵,以及他们对祖国足球事业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他们所忍受着的思想上的折磨。
    香港方面一些人在中港首战后的评论,说中国队是“没有领导的”,“是国家队最低点”,等等,把中国队说得一无是处,引起队员们的共同义愤。
    马林对我说:“高指导,面前尽管都是好吃的食物,可是谁也吃不下,一天天都想着5·10(原定在广州对香港队比赛日子),真不想再拖了,只等一拚!”
    马林的话道出了队员们的心声,使我思绪万千,甚至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有内疚,也有愧对之感。他们所思,所想,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我,他们为此吃不下,睡不着,但每天还要承受大运动量的考验,正因如此,他们表现了对事业的精诚,能说他们不懂事理吗?面对队伍出现的问题,可以看出“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

我向马林说:“马林,要顶住,要坚持!这个时候不能松啊!”他似乎未加思索,毫不犹豫的答道:“高指导,放心!肯定没问题。”
    面对这一切,我深有感触的想到,在我们国家,做成一点事情,取得一点成就是多么不易啊!
    在首战香港之后,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程子华同志专门来了电话,讲了三点意见,再一次体现了八十高龄的程老在百忙之中还惦记着我们这个队。

程老三点意见是:

1、是不是有些拘谨?

2、防守不错,贾秀全盯死了7号巴贝利,下一场要继续。

3、中场要好好组织一下。
    四月二十八日,在三水县与广东省足球队做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以三比O取胜。真意义不在于取胜本身,而在于队内虽然出现一些问题而仍然保持了旺盛斗志和良好的状态。这样一个集体才是我们得以生存的根基。

四月二十九日移师肇庆,也是我队下基层的最后一站。

四月三十日接到了袁伟民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说了几点意见
    1、比赛一定想办法搞好,队内思想状况不错,要鼓劲,同时正确对待,让他们讲心里话,要相信自己,再困难也要克服。

2、从大局出发,个别人情况以后再说。

3、打法上多估计几手,打自己的东西。

4、对外面的议论,正确对待,不受干扰

5、赛前训练要做好,分析“敌情”。

遵照程老和袁伟民同志指示精神,我们在抓好队伍训练、比赛同时,也着重对队员进行了个别摸底、交谈,与此同时又先后完成了对广东队两场表演赛,更确切讲是广东队配合我队迎接“5.10”迎战香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始终为国家队得到兄弟队支持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足球承蒙各方关照,来自海内外的无数封信函,对中国队批评勉励。其中,新华社香港分社体育部主任李冲同志当时的来信,给我们以激励,而今耳阅此信,倍觉亲切。

直至“5·20”战胜香港队后,我队移师南京参加长城杯赛,才复信李冲同志致谢。六月十八日又获李冲同志来信,祝贺中国队战胜香港队,晋升一级,还指出中国队一些问题之所在,诚挚感人。
    五月三日队伍回到广州后,应李辉本人的要求,给了他自我检查的机会。他的认识尽管还肤浅,但毕竟有了一个好的愿望。他的进步也体现着几位老同志的心血。孙宝荣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促使他们转变过程中,倾注了心血,体现了老一辈对年青一代的爱。随队工作的孟宪武、方纫秋、刘光彪等同志也都耐心地做了工作。
    李辉在全队会上较为沉痛的讲道:“自己年龄大,在国家队时间也长,国家为培养自己花了许多钱,自己深感对不起国家,以后一定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缺点,认识自己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承担以后的任务。保证以后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也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对李辉的初步认识,许多人做了语重心长的发言,应该说,使李辉受到一次很好的集体主义教育。
    这支队伍经受住了这一风浪的冲击,但毕竟干扰了队里的部署。我们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提出希望,摆正个人和集体关系,与大家一起迎接新的战斗。
    正是这一天,宝荣同志接北京来电,得知原定五月十日对香港比赛,经国际足联裁决定于五月二十日进行。

其原因确是“风云突变”,原定香港与菲律宾队第二场比赛,因暴风雨袭击未能按期举行,整个赛事必须顺延,然而有一点就是港菲之战必须在中港之战前结束。
    比赛延期对我队极为不利,大多数旱鸭子游弋在南粤大地为期太长了,连续征战已显疲劳,赶快结束战事的愿望越来越急切,顺延使我队产生逆反心理,从科学角度讲,如何适应新的变化,调整近二十天的时间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五月三日晚,在决策会上我提出了下海南十天的动议,得到了全体同仁的一致赞同。
    五月四日再战广东队,这是从原计划“5.10”二战香港队来安排。此役我队虽以微比分获胜,但已可看出身体状况已进入临战状态,只是技术水平尚不理想,作为大赛前的准备应该说是较为理想的,相信“5.20”一定会出现更佳状态。

赛后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珠江啤酒厂,厂区内挂着“珠啤人与国脚心连心”的横幅,令人心热乎乎的。中国队在广州得到各界人士,各工厂企业的全力支持,更加充满信心迎接未来的一切挑战。

海南之行,以“松“为主,以“调”为主,松中有紧,调中有动,基本上是调整,但绝大部分时间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