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的摸索和实践的滚打，国家二队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归纳出的“国家二队整体的攻防战术体系”。它的内容包括:

在进攻中，讲究“快节奏”:1、通过中场要快，主要方法是采用后卫和前锋直接接头;2、传完球压上要快，主要是练习前卫、后卫在传完球的跟上，保持好三条线的距离;3、传接球的衔接技术动作要快。在练习中有时间要求，约1秒钟。

“抢逼围”:1、丢球就抢，一抢到底，层层夹击，以多围少;2、往里赶，回来夹，奔人去，伸脚抢，正面顶，来回追;3、抢点断球，抢点破坏，鱼跃、铲球。

“敢向前”:l、敢于插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后，造成我方正面对球、对方背身防守的场面;2、敢传对方身后的直线球，使对方在防守困难的情况下捡漏或造成定位球;3,敢于快速向空档推进，敢于在禁区内个人突破，敢于在门前抢点鱼跃、铲射。说得简单一些，在整体打法上，第一次进攻采用英式打法，后卫压上，长传吊冲;如果一次进攻没奏效，全队已经压在对方后半场,30米处，第二次进攻便采用意式打法，多打短传渗透配合。

在防守上，我们制订了“划区整体防守队型的训练法”，要求:1、始终保持好整体队型的纵横距离;2,提高个人在本区域的防守作战能力;3、加强区和区之间的默契，提高选位、保护、补位的能力。

在树新风、立新格的道路上，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国家二队队员大多来自当时国内的甲级B组乃至乙级队，人称由“第三世界球队的队员”组成。但就是这些队员，他们年轻气盛，不甘人后，让人刮目相看。论体力，国家二队在国内甲级队中名列前茅;技战术上虽与优秀的球队有一些差距，但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按照我们教练员提出的要求去做，而我们的这些要求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一方面吸收了世界强队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考虑队员的特长。相比之下，后来我带更为年轻的国奥队时，由于他们在个人特点上仍比不上这批队员，比如明显的他们个人能力较弱，特长不突出，进攻时第二次意式打法效果就不如国家二队。

1989年10月26日，这同样是我难忘的一天，国家二队取得了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的冠军。队员们欣喜异常，他们知道，如栗不是在国家二队，他们也许无法拥有佩戴全国冠军奖牌的荣幸。同时，有些队教练也很深刻地指出:“国家二队在全国拿冠军，这本身就不是个正常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的真实反映吗？因此我也很清楚，尽管我们的打法越来越被广大球迷所了解、接受，他们喜欢国家二队的比赛，但真正让中国足球立起新格，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1989年是国家二队三年旅程的最后一站，战果也最为辉煌。同前一年获甲级联赛亚军相比，联赛进球数由18个提高到29个，失球数由11个降至9个，净胜球数增加了13个。14场联赛平均射门次数由13.4次提高到18.2次，平均每场进球率从1.29个提高到2.07个。在具体的技术统计数据中，最为显著的是头球射门得分率从11.1%提高到34.5%，这也成为我后来在国奥队继续采用高中锋战术的一个依据。

四 在国家二队时，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说:国二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带“国”字号的，二是出国比赛任务比地方队多，三是训练、装备条件好，四是有吸引力，队员愿意来。这些条件确实让人羡慕，但关键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

在一次汇报会上，我曾提出过我的疑惑之处:现在的队员既缺少业余球员在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又没有职业队的纪律和紧迫感，这给我们带队增添了许多不利。尽管我在组建国家二队伊始就让队员们明确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时有麻烦出现。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1987年6月我们迎战荷兰菲利浦队时，比赛前一天组织者为两队举行了欢迎宴会。我们桌上放着的烟一会儿就不见了，甚至有几位第二天没有比赛任务的队员喝起了葡萄酒。再看菲利浦队队员，他们桌上的烟没人动，酒杯里也都是些不含酒精的饮料。我不禁感叹起职业队与非职业队之间的差异。

不止一次地，年维泗要求我们在技术上立新格的同时，在队伍管理上树新风，起到全国足球队排头兵的作用。以往我们都是按照《运动员守则》和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颁发的有关《优秀足球队训练管理规范(试行)条例》来进行队伍管理的，渐渐地，我们发现规章制度还不够具体，便萌发了自己“立法”的念头。

于是，全队通过充分发扬民主，逐条列出存在的问题，连“穿鞋踏着鞋后跟”这样细小的问题也不敢放过。1987年8月底，《国家足球二队训练、比赛管理条例(试行)》诞生了。打印好的《条例》人手一份，每个队员自觉自愿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以后检查的依据。

《条例》试行之后，效果不错，全队上下严格执行，并深感“立法”的必要。但在试行期间，也发现有些规章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时，队里发生了一起一名队员严重超假未归的事件;在此之前，这名队员曾因在外喝酒过时归队而被罚停赛两场。为严明队纪，我们把他送回了原队。

 在甲级联赛期间，我们修改了这份条例，并征求兄弟队教练的意见，他们一致的认可，坚定了我们加强队伍管理的信心。有的队伍还转录这份条例作为参考。1988年10月，经国家体委、训练局批准，《国家足球二队管理条例》贴在了我们住地楼道的两侧墙上。

与原先的条例相比，新条例更趋完善，在强调思想教育、行政措施之外，突出增加了经济处罚的内容。只要是真的违反了队规，罚钱绝不含糊。对这类处罚，尽管有些队员不是很情愿，但还是认，他们也明白:“法律”是需要保护的，否则就失去了权威性;尽管这仅仅是“土法”,但这又是大家一致同意立的。

这样做似乎容易给人造成误会:在国家二队踢球钱一定很多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在1989年8月我们与广州电梯工业公司签订协仪前，我们队员的待遇并不高,1987年队员平均奖金仅400元，1988年平均千余元，这个数字比一些经济力量雄厚的地方队差得多。

尽管如此，队员们还是愿意呆在这里，我们教练也经常说:“来这里是干事业的，如果想只是为了钱多一些，别上这里来。”当然钱多不是坏事，跟某些歌星一张口就数千元收入相比，足球队员在体力、心理上付出的代价绝非他们可以比拟，有时比赛奖金收入高一些也是正常的，但绝不能仅仅把眼光盯在钱上面。在国家二队这几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么些年我们从没有为了增加收入，去参加一些尽管奖金颇为优厚的友谊赛、邀请赛而影响训练比赛。

在国外职业队里，几乎极少有教练员花费很多精力在队伍管理上的。这些年国家二队虽然在队伍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得到不少赞誉，但说实在话我们心里并不是滋味。我曾经不客气地对舆论界说:“目前我们的球队好比一所幼儿园，教练是抱着管，哄着练。从早晨叫起床，叫吃饭，叫训练，叫开会，直到晚上叫熄灯睡觉，完全是“保姆”式的管理，既操心，效果也不好。”跟我们当运动员时比较，现在的队员吃苦精神和敬业精神大不如以前，这是让我们这些人很伤脑筋的地方。这既有队员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毛病。但愿中国足球队的俱乐部体制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病根，使教练员能彻底摆脱“保姆”的义务，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去。

1989年全国足球队甲级(A组)联赛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之前，队里已经获悉将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不少老队员要离开，以符合奥运会足球赛的年龄需要。尽管如此，这支队伍人心没散，一如既往，在年底出访留尼旺岛，对方一个俱乐部的老板认真地对我说:“你们是一支职业队。”我百感交集，这三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回国途中我们在毛里求斯机场停留了8个小时，接着在香港机场又等待了18个小时，队员们克服困难，自始至终保持了良好的组织纪律性，令我宽慰。

五 国家二队的三年距今已经比较远了，人们对这支队伍也可能渐渐淡忘了，我之所以以如此长的篇幅追忆这逝去的三年，是因为在心底里，我异常珍惜这对我来说是“启蒙”的三年，尤其是经过巨大的挫折之后。回顾往事，我对这三年别有一种怀恋之情。

 从大雪纷飞的那天我只身飞赴昆明，到国家二队荣获全国冠军，并在国内足坛树立起自己崭新的形象，我也从踌躇满志到小有名气——我并不隐讳这一点，三年的路程走得那么艰辛。然而，成功带来的喜悦又那么强烈，以至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作为一名教练员，带队最关键是要树立起信心，可以说，这三年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此。尽管我在主动要求担任国家二队主教练并得到批准时我就有信心，但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是否能挑起这副担子，并不是很有把握。经过这三年的磨练，我可以对别人、对自己说:“我还行!”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说。

不管外界如何评说，不能说我对中国足球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但至少应该承认:我在国家二队的三年，对我国足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是有成效的。探索很难，也充满风险，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将探索不止。

感激我的同伴——杨礼敏、李松海以及我的老师任彬。在这三年里，他们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心血。也感激我的队员们。细数起来，三年时间里来过国家二队的已有四、五十人，他们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和合作。也感激年维泗及中国足协、训练局、国家体委的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三年的探索之路可能会更不平坦。我感激在这三年里给找们各种支待的所有人……

我也不会忘记张贴在驻地墙壁上的那幅对联:

树新风，冲击消极不求进取懒散的习惯势力;

立新格，成为改变足球落后认识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