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国家二队三年历史里，1987年6月7日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们同来访的荷兰菲利浦队进行了一场交锋。

6月初，我们在南京集中。菲利浦队顺道来华比赛，当时队中有后来闻名全球的球星古力特。他们来我国只打一场比赛，因此提出希望同国家队比赛，但此时国家队正好在调整。接着他们又想同全国冠军辽宁队交锋，辽宁队因故也不打。中国足协竞赛部成员李传琪给我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二队敢不敢打？”我一听，劲头就上来了:“怎么不打？这么好的锻炼机会，平时想找也找不到，用钱也买不来。”于是足协立即同菲利浦队协商。对方有些意见，经过解释，双方都作了些让步：国家二队改名为中国选拔队。接着足协经与王后军紧急磋商，同意把上海队的国脚柳海光、张惠康、秦国荣三人及鞠李谨借调给我们。当时也适逢上海队放假，柳海光正好在南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朋友处找到。比赛前一天，桑廷良带着几名队员来报到了，赛前，我们仅合练了一堂课。

面对这样一支职业强队，是按照我们平时练的那套东西打，以求最大限度地取得与强队交锋的收获，还是以稳为主，争取场面不太难看，赛前队里颇有争议。我自然倾向于前者。赛前，我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敢拼。思想上要放得开，具体体现在“抢”字上。跑动要积极，压上快，回收快，三条线保持好。

第二，敢控。不要因为对手强而畏畏缩缩，要敢于要球，过人，敢于做动作。

第三，多接。对手实力比我们强，因此场上要多接应，并且形式要多变，尤其关键的是不要一接就算完了，而要一接再接。

第四，快传。据柳海光讲，国家队在巴西集训时教练曾要求停、传球的时间要在1秒钟之内，见人就传，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同时尽量减少多余动作。这是国家二队(先上场都是国家二队队员，后来秦、柳、鞠三人换上)第一次通过电视现场转播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支与平时风格不尽相同的中国球队，从气势上看，我们丝毫不比对方差，全场比赛我们与对方进攻总次数分别是44次和53次。尽管由于实力上的差距，最终我们以0比2败北，但赛后南京的观众并没有责怪我们，而且将我们围住，连声欢呼，称赞我们打得漂亮。

这场比赛后来也得到了年维泗的称赞。他说:“国家二队是聪明的，没有放掉这么好的锻炼机会。国家队去巴西花了30万，也没有打过这么强的队。”从我个人来讲，此战证明了前段时间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尤其是抓准确、合理和抢逼围已初见成效。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在于，后来我归纳的“四个坚持”中的“敢向前”、“快节奏”也主要发源于此，从而确定了国家二队的战术风格，这是多么重大的收获！从1987年9月沈阳三强邀请赛开始，我正式提出了“四个坚持”的口号。

与此同时，我在赛后总结道:这场比赛也使我们尝到了“练什么，打什么，不走样”的甜头。没想到在此后不久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出征前的动员大会上，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也引用了我的这句话。他说:“高手云集才能看出我们的本事。国家足球二队在对荷兰菲利浦队的比赛中，不畏强手，打出了气势，虽败犹荣。大家要珍惜这样的锻炼机会。我非常同意徐根宝讲的  ‘练什么，打什么，不走样’这句话，这次比赛对年轻选手主要是锻炼，其标志就是练什么，打什么，不走样。”

1987年时，国家二队基本上实行临时集中训练。4月份访问阿联酋后，在一二线的队员都回原单位参加联赛，剩下的只是一些青年队队员。7月我们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小组赛成绩不错,2胜2平。但到了决赛阶段，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赛前归队参加六运会预赛的队员大都体力不支，结果决赛阶段先以1比3负于韩国队，在争夺第三名时又以0比3输给朝鲜队，只名列第四。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充分的重视。

当时我们与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团长又是足球领导小组组长袁伟民住在一起，在闲聊中，我谈到了我的顾虑。这批队员还年轻，需要大量的锻炼，而光靠平时的苦练和为数不多的国际比赛，无法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队伍难以定型，也不利于及时找到并改进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我露出了脑子里的一个想法:“这支队伍能不能参加全国联赛呢?”

袁伟民听后，很感兴趣:“你们回去后再研究一下，先向足办打个报告。”

在正式提出参加国内联赛报告之前，我们教练组作了认真而又审慎的研究。参加甲级联赛，无疑可以通过较高质量的比赛锻炼，提高全队的实力，这对全队进行管理教育和技战术创新也很有利、但不利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地方队，人家向你输送了尖子队员，你反过来跟人家“作对”，而且要争取在甲级队占领一席之地，至少有一个队会因此而降到乙级队去，而且明年又将实行甲级分A,B两组，A组仅有8个队，别人能愿意吗？再说，这是我们往好的地方想，因为我们没有国脚加分，在各队中绝没有稳居甲级队的实力，要是打不好，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几个人都是为了干事业才走到一起来的，为了足球事业，这个风险值得冒!

报告递交中国足协后，年维泗问道:“你们真的不怕担风险?”

我如实说道:“保不住甲级，打不上A组，我们自认倒霉。”

“好!有魄力!”年维泗开了“绿灯”。

三、我们决定参加1988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后，果然引起了国内足球队议论纷纷。

有的教练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国家二队参加联赛是没有必要的。国外参加联赛的队伍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出赛，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以国家希望队或奥林匹克队参加联赛的。有人也说的很实在:多一个国家二队参加，无形中就把多一个处于中下游水平的队挤下去，那人家还愿意送精兵给你，让你打回人家的老巢吗?也有人对我们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这样做对我们提高实力和心理素质有好处。一些队员本不是原队主力，而在我们队里打上了主力，这些队则支持我们。

不管别人的看法是什么，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参赛，那就只能义无反顾了。

没想到联赛第一阶段青岛赛区的比赛刚开场，我们便连丢几场。在第二场输给河南队后，年维泗的长途电话就跟来了。他倒没有责怪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后，安慰道:“不要有包袱，只要把你们练的东西都打出来，真正反映国家二队的水平，就算进不了前八名，也完成任务了。”

青岛赛区5场比赛1胜4负积3分，仅列21支参赛队的第19位。5月18日深夜，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站，就看到张俊秀专程来接我们了，他是年维泗特意嘱咐来接的。第二天一早，年维泗也来到了队里。后来我才知道，年维泗受到的压力之大绝不在我这个主教练之下。当时正好在北京召开全国体委主任会议，我们战绩不佳引起了不少体委主任的关注。有人不客气地质问年维泗:“怎么搞的?”年维泗也只好回答说:“队员们还年轻，缺乏经验。”

“年轻?那就叫‘青年队，不要挂‘国家二队’的牌子！”这话够让年维泗难堪的。

我感受到了执教至今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难道我们真的不行，不该参加联赛吗?

我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尽管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压力很大。我们教练组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寻找失利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打法是可行的，这一点不能怀疑。失利的原因，一是对联赛准备不足，重视不够，仅把它看成是锻炼队伍，对困难估计不足;二是攻势虽然很盛，但射门机会把握不好，屡失良机;三是后卫与守门员在防守中多次出现不该有的失误，输了不少冤枉球。所有这一切，绝不全是实力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根据打法要求，在北京期间我们加强针对性训练，主要抓身体素质、技术磨练和对抗、战术训练三方面工作。在深入细致地做队员工作的基础上，全队面貌焕然一新。半个月后，我们开赴延吉赛区，5比0胜吉林，1比0胜大连，0比0平八一，1比0胜山东，2比0胜沈阳，五战一场未败。接着在天津、南京、徐州、武汉赛区的比赛中，继续保持了不败的势头，连得48分，最后名列辽宁队之后得亚军。如果不算辽宁队国脚的加分，我们总分名列第一。这一关总算闯过来了。

联赛间歇，7月份我们参加了沈阳四强足球邀请赛，名列第二。接着8月份奔赴印度尼西亚第四届“独立杯”国际足球邀请赛赛场，勇夺冠军，为国家赢回了一万美元的奖金。

这一年的甲组联赛结束后，年维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取得国内的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正如你说，它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想法是，二队的努力应该成为改变我国足球落后认识的一股力量，树新风，立新格，冲击那些消极懒散的不求进取的习惯势力。中国足球萎靡不振的状态不解决，冲出亚洲就是句骗人的空话。”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我从内心里感激他，使我们没有盲目地在暂时的成功面前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