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难以忘怀的国二

1987年1月9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遍地银装素裹。第二天，我肩背拿行李和一台录像机，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首都机场。下了汽车后，因为实在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我只好用脚踢着装满20只足球的大纸箱，到行李处办理托运手续。就这样，我单枪匹马奔赴昆明，开始踏上一条充满许多未知数的执教之路。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起步将是艰难的，但我决不退却。

一、在决定由我担任国家二队主教练后，年维泗曾提出:“一队要抓紧，二队要稳妥。”但我心中一直不很踏实，“稳妥”不起来，而只是想着要抓紧。一些适龄队员的名单已推荐到我这儿，我对他们却没有多少了解，这时正好全国青年足球队在昆明海埂集训，1月12日到20日又有比赛，因此我在助理教练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上路了。

在国家二队教练班子配备上，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原先提出的人选是桑廷良、杨礼敏和孟宪武。在此之前，我曾征求过桑廷良本人和上海队的意见，在他们同意之后我才把他列入名单的，没想到我在武汉发表就职演说他突然通知我说来不了啦。对组建这样一支以向一线队输送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队伍来说，守门员教练是万万缺少不了的。这时有人向我推荐原先我列入班子名单的李松海(当时他已从北京队转至北京女足任教)，也有不少人向我反映说李松海优点很突出，缺点也比较突出，考虑到主要是发挥他的长处，经征求多方意见，大家觉得他当助手还是能够胜任的，因此我把他列入了教练员名单之中。在国家体委科研所任职的孟宪武对1965年至1968年出生的队员比较熟悉，有他的协助，我开展工作起来会更顺利些，但因为一队也想让他去工作，所以在昆明冬训期间，我只好另外物色科研人员。当时冬训办公室派任彬到我队蹲点，他曾当过年维泗多年的助手，是我在国家队踢球时的教练，而且工作认真负责，经常给我出主意，帮我分析问题，这样不久后我就请他来国家二队协助我工作。

到昆明后通过连续观看青年队的比赛，我感到效果很好。一是对国内这批队员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二是重点看了推荐名单中的一些队员在场上的表现，心中有了点底，同时也看上了一些不在推荐名单之中的队员，如上海队的李晓、成耀东等。由于是从青年队伍中选人，组建的又是国家二队，所以各队教练对我都非常支持，主动向我介绍、推荐他们认为的好队员，相比之下，从一线调人则有些困难。

    青年队比赛后各队便离开昆明了，1月23日，我带着留下来的11名队员开始了国家二队的第一堂训练课，他们是：方毅强(北京)，李晓、成耀东、张卫华(上海)，刘冰、沈奕(天津)，涂胜桥、黄传宏(武汉)，王斌、陈明(山东)，王鑫(辽宁)，其中除涂胜桥和王鑫外，9名队员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两天之后，当时在八一少年队任教练的杨礼敏从梧州赶到昆明，其余在一、二线队伍的入选队员也陆续前来报到。2月15日全国足球甲级队春训在昆明开始，至此，国家二队的全部人员(除高洪波外)到齐，后来入队的队员是：李红兵、胡伟(江苏)，高仲勋、崔光日(吉林)，伍文兵、招绍威(广东)，徐弘、徐晖、王涛、刘仁鹏(大连)，程强(辽宁)，江洪、尚青(八一)。

队伍算是拉起来了，但对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二队到底是什么水平，我心里还是一点底都没有。在集训期间，我们同云南队和国青队打了场比赛，其中3比2胜，0比1负云南队。4比3胜国青队。战绩不能说差，可我依然心中没底。

但我当然不是无备而来。在建队伊始，我便从入队教育着手，让队员们明确一个道理：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提出了全队的目标是：为1990年亚运会而奋斗。奋斗方向是：成为符合全攻全守要求的全面型足球队员。具体要求是：根据目前国内足球的具体情况，重点狠抓训练质量。这就必须：一、改变态度，全力投入；二、训练质量的核心是技术质量，要做到准确、合理。我对队员们说，你们每人都要忘记过去，不要再想过去在我们队是怎么打的，要把原有的东西丢掉，尤其是错误的习惯动作和陈旧的认识。我们教练员也要忘记过去年指导、任指导是如何教我们的，全队每个人都要统一在一个尺度上，即以世界杯赛的技术、要求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训练和比赛。

为此，在国家二队开始训练后不久，我们就安排了一周两、三次业务课，重点观看世界杯赛的录像。目的很明确，更新知识，换脑筋。

在这支队伍开始走上正规的基础上，我们在训练中强调抓基础战术训练。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思想过程。

以往我们的足球训练，包括在大赛后进行总结时，大都提到我们的基本功不扎实，因而在平时的训练中基本技术练得比较多。我的理解是，基本功实质上指的是足球场上每个队员的位置技术，但长久以来这个薄弱环节没有得到较好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过于孤立地看待基本技术训练。基础战术训练则不同，我认为足球比赛其实都是从局部开始的，任何战术配合都是局部配合的组合，而在基础战术训练中，又包含了基本训练的内容，这样练的结果，既能加强队员基础的战术意识的培养，同时通过训练中暴露出来的基本技术方面的问题，及时补课，队员的基本功，即位置技术水平能得到提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觉得基础战术训练最根本的是二打一、一打二、一防二、二防三等。譬如二打一，我归纳出这种进攻无外乎四种方式：一是个人突破，二是进行踢墙式配合，三是通过传切配合，四是套边配合。这四种方式自然对每一个队员的基本技术提出了要求，更主要的是通过不断地强化练习，使他们深深地印入脑海中，当然最关键的还在于他们根据场上的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方式。同样，一防二的目的或是成功地抢下对方的球，或是延缓对方进攻的速度，这就要求队员树立逼堵结合、看准了上去抢、被对方过了后回过头去抢的概念。

我的这些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多年的积累、学习和要求自己换脑筋的产物。在冬训期间，我带了三大本书，因为当时足球办公室接到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足球部分内容的任务，分工到我头上的是“足球的技术和战术”一部分。昆明期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又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复习、总结和研究，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在训练中抓基础战术的信心。我越来越感到，基础战术包含了足球场上最基本的技术和战术意识，而这就是我们抓好基本功的关键所在和入手点。这部分内容我写了四万多字，后来因故没有成书，但这期间我在足球理论上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促使我在理论与实践上作些探索，曾雪麟和年维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曾雪麟曾对我们提出训练方法上有所创新的要求，在我临去昆明之前，年维泗也跟我作过一番深谈。年维泗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干了这么多年足球，我在练技术，尤其是练基本功和射门上有一套经验，但是在整体的攻防训练上，我还缺少一些办法。现在你搞这个队，能否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多动点脑子。”接着他又说道:“防守抢截能力差一直是我们存在的老问题，1980年国家队从新加坡比赛回来后我曾让任彬花力气提出解决的办法，后来苏永舜接了队，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解决好。你是否在抓整体攻防训练的同时也在提高防守抢截能力上探索出新的办法，训练手段也要有所突破。”

年维泗在我国足球界任国家队教练生涯最长。经验最为丰富，他的这些话语对我触动很大，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基础战术训练一直贯彻国家二队春训的始终，井获得了较好的反映。与此同时，我办公室的灯光常常在晚上12点以后才熄灭，我在苦苦思索整体攻防训练体系和加强对抗能力。经过许多个夜晚的奋斗，国家二队整体攻防套路图表挂在了墙上。这是我在以后的几年里渐趋丰富、完善的“整体攻防战术”图表的第一稿，现在看来尽管显得很粗略，我却分外珍惜。因为在这里，我提出了进攻、防守时都要形成以多打少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基础战术的核心是整体、抢截，在我后来归纳的国家二队战术风格是“四个坚持”(坚持准确、合理，坚持快节奏，坚持敢向前，坚持抢包围)中，这时已初见端倪。

春训的成效是在国家二队第一次公开比赛中体现出来的。在由8个队参加的比赛中，小组赛我们2比0胜山东，1比1平四川，0比0平八一，列小组第二。在与国青队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前，有的教练对我说:“国青队不好对付”,但一开场我们队员就全力以赴，使对方猝不及防，个别队员甚至被抢懵了，见对方上来抢球反而一动不动，结果我们以5比0大胜，其中几个进球就是抢下球后攻入的。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