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名额的限制，汉城亚运会我没有去。

亚运会之后，足办召开了教练委员会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家队和国家二队的教练人选，组建国家二队在此之前已经明确，足办为此还专门发了个文件。这一届国家二队的任务也很明确，与以往的国家二队明显不同，一主要是为1990年亚运会输送国家队队员，同时培养1990年以后国家队的骨干，而以前的国家二队与国家队没有这样明确的分工，多半是分担国家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由于这个原因，组建国家二队必须遵守:一、年龄结构上与国家队拉开档次，以1967年出生的队员为主;二、必须挑选有发展潜力的队员。

  根据讨论和民意测验，国家队主教练的人选有高丰文、张宏根、王后军，国家二队主教练的人选则有我、沈福儒、张志诚。当时的意见还有，因为国家队奥运会预选赛的任务比较紧，需要马上组成，而国家二队的组建不必太着急。

根据教练委员会的提名票数，足办向国家体委上报了一个意见，提议国家队主教练由高丰文提任，国家二队则由我带。至此(11月)，我的愿望得到了初步的满足。

11月23日，澳大利亚国家队在广州同辽宁队进行安保杯足球赛。带着任务，我和高丰文、胡之刚踏上了南下的路程。此行既是为了观看比赛，更重要的是着手准备国家队和国家二队，征求国内教练的意见，配备好各自的教练班子，同时了解一下队员的情况。

  从广州我们又到了上海，接着去河南观看甲级联赛。这时我和高丰文、胡之刚分手，他们去洛阳赛区，我到郑州赛区。

凡是跟运动队接触较多的人可能都知道，不少教练、队员都比较相信“命运”，我也不例外。当然要声明的是，这并不是迷信，受党教育多年，这点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只是体育竞技中常常出现一些巧合，以及运动队伍惯有的一些禁忌(例如男子足球队比赛前一般不愿意女性随车前往赛场，不爱提与“输”相同的字，赛前有的教练、队员往往有与比赛结果极为相似的某种感应，等等)。在郑州，与我同住一屋的竟是分手已有两年、当时已是香港银利来公司代表的曾雪麟！阔别许久，回忆起共同带队的一段时光，加上曾雪麟极不平常的经历，我们自然感慨很多。当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曾雪麟说起往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同时也承认在我们一起的一年时间里，我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队伍管理及训练的要求上很严格。

对这位我的前辈、又曾合作过的伙伴，我没有任何隐瞒。尽管领导上还没最后明确决定由我带国家二队，我还是开诚布公地跟他谈了这件事，并就班子的组成听取了他的意见。当时我说，班子里必须要有一名守门员教练，因为目前一线队伍里不是每个队都有守门员教练，而对国家二队来说，年轻守门员的培养对队伍的建设非常重要。守门员出身的曾雪麟对此非常赞同。我接着说，守门员教练的人选有三位，即上海队的桑廷良，天津队的张业福，北京女足的李松海。曾雪麟说，从全面的角度考虑，桑廷良比较合适。另外的教练人选我想从当时在天津二队的沈福儒、八一少年队的杨礼敏、广东二队的陈熙荣中间选择。他们都在国家队呆过，均是前锋、前卫出身，当时又不在一线带队，调他们来困难可能要少一些。

 从郑州回北京后，我从年维泗那里得到消息:国家体委训练局已同意足办的意见，由高丰文和我分别执掌国家一、二队。受年龄的限制，国家二队的队员大多数将来自各队的二线队伍及青年队，一线仅有高洪波、王涛等人。由于我对二线队及青年队队员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足办的马克坚、带过1967年龄组青年队的张志诚，以及在八一队试办“1316”队伍的孟宪武、尹怀容给我列了个名单。我准备走马上任了。

四、1986年12月25日，武汉新华路体育场招待所，高丰文和我分别作了国家队和国家二队主教练的就职演说。

 去武汉之前，年维泗曾召集我和张俊秀、高丰文、胡之刚四个人开会。在会上，年维泗对我和高丰文说:“这次你们俩要向全国甲级队教练及新闻界公开亮相，谈谈你们搞队的设想。现在我还想听听你们的明确态度。如果你们想当，会上就要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不要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态度必须明朗;如果你们不想接这副担子，现在提出来还来得及。”

接着年维泗问:“高丰文，你怎么样?”

 “行。”

 “徐根宝，你呢?”

“没问题。”

我当时心里很平静，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美国总统就职时，不也有个宣誓仪式吗？形式倒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时时想到宣誓过的话，别给自己留下退路。当然那时我不可能想到，五年之后我在昆明又参与一场外界普遍反映颇有风波的竞选之中。此乃后话，下文自然会提起。

到武汉后，与我同住一屋的竟又是曾雪麟!当时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曾雪麟虽然是守门员出身，但知识面广，思路宽，富有创造性，尽管当初我离队上学有些我们之间想法不同这方面的原因，但我一直很敬重他。这次他对我说:‘根宝，以前我们也搞过国家二队，现在你来搞了，就要搞得跟别人不一样，一定要有新东西。”他的这番话给我启发很大，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

“根据目前国内足球界的情况，我认为水平要提高，关键在训练，其中主要是提高训练的质量。这里面又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队员的训练态度不行，出工不出力，这是我首先要花力气改变的;二是技术质量不行，表现在坏毛病、坏习惯太多，例如传完球不动，不是迎球而是原地等球，丢了球不抢，抢截时总是虚晃一下而不是真上去逼抢等等，而要提高训练质量，管理上必须严格，否则提高质量就无从谈起。

“在战术打法上我也想有个变化，主要是想试试全攻全守打法。”我把当时的一些设想向他全盘托出。

曾雪麟听后，表示赞同:“现在中国足球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训练质量太差，你要解决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是你带队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同时你也不能忘了，一些坏毛病、坏习惯要改过来并不是容易的，需要时间。”

在打法问题上，曾雪麟鼓励我大胆创新:“现在国内普遍都是采用固守反击，全攻全守不妨一试。湖北队今年得了甲级联赛亚军，我想没有什么新鲜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抢得凶。”

同曾雪麟的这次深谈，坚定了我带好国家二队的信心，同时也补充了我原来的设想。此时，隔壁不断传来高丰文激昂的声音，我们俩都在为这次演讲精心准备着，尽管我们的方式不尽相同。

整个演讲我自我感觉非常成功，我第一次采用图表的形式，将带国家二队的设想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我在体院上学两年的一个收获，因为这种形式讲起来很系统，又让人一目了然，昆明竞选国家队主教练时，我一也同样采用图表。

不谋而合的是，高丰文在演讲中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不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而我的演讲围绕的中心思想是:“争当赶超者，不当自然接替者。”年维泗对高丰文的这句话很欣赏，认为这么说很有魄力，“要当教练就要这样”，并希望高丰文能做到这点。

对我和高丰文后来出现的一些分歧，不少球迷略知一二，有人甚至把我们俩在这次演讲各自的观点看作分歧的起源，对此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可笑的。人们能够接受高丰文对他的前任年维泗提出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作为一名好的教练员必须具备的，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观点，把“争当赶超者，不当自然接替者”曲解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和高丰文当时都在任期上吗?确实，由于这次组建的国家二队与以往相比任务有明显的不同，在国家队与国家二队之间自然有一个输送、衔接的问题。因为我国足球整体水平不高，当时及以后明确提出的组建在年龄结构上互相衔接的“四级国家队”也是出于无奈，国家队的训练水平确实要比地方队要高一些(现在施拉普纳也承认这一点)。国家二队较长期集中是为了对一些条件好、有发展潜力的队员进行强化训练，争取在他们进入国家队后能成为骨干力量，实现中国足球的一次飞跃。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国家队不像国外那样设立总教练一职。由他统管一、二线队伍，因而可以避免许多诸如在指导思想、训练计划等方面的矛盾。正是缘于此而不全是我本人或是高丰文出于个人私心方面的原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二队之间本来应该是彼此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力争较好地完成衔接任务的关系注入了许多互相对抗、矛盾的因素，以至发展到后来，同住一个楼道的两个兄弟队出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很令人痛心。平心而论，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的这样的结局虽然是极不正常的，却又是不可避免的。我总觉得，两个队教练班子互相之间的因素自然要找，但更重要的却并不在所谓的个人思想上，而是要找出产生这种局面背后的、内在的、带有根本性的原因。俱往矣，如果我们今天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去分析，甚至想分出谁是谁非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带着满腔热情和勃勃雄心，还有对未来无法把握，感到困难不少的复杂的心理，我走上了国家二队主教练的岗位。

                                    1993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