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马上任国家二队

    对一个人来说，生活的信念促使他不断展望未来，去探索，去追求；同样，在探索未来的过程中，人也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过去走过的路程。每个人的过去对他来说，都是一笔财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甜蜜还是苦涩。

    从1983年5月开始，算上离队去北京体院进修的两年时间，我在国家级足球队担任教练已将近整整十年了。抚今追昔，我总禁不住感叹一番：十年光阴一瞬间，多少苦和甜，已付东流去。

    历史是以螺旋形上升发展的。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极为渺小的，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我首次名列国家队教练名单之中，同戚务生一起辅助曾雪麟;九年多之后，我又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上，依然是国家队教练,所不同的是辅助从德国来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施拉普纳，直至现在。我也说不清这是不是历史同我开了个玩笑，还是我嘲弄了或是屈从历史的安排。

十年前，我39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属于中青年，旁人说得客气些，还可将我排在青年人中间；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是49岁，照古人的说法，已近知天命之年，用现在的北京的年青人的话来讲，则是“快五张了”。我要说，当初我意气风发的跨入国家队教练行列之时，绝没有想到我在以后的十年中会有如此坎坷；同样要说的是经过这段坎坷的我足球之心依然未死，足球生涯的句号并没有划上！当然同十年前并不知道这十年中的坎坷一样，我也无法预料今后的十年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一、我走上国家队教练的岗位多少带有幸运的色彩。

    1983年初，在苏永舜辞职，张宏根率队渡过一段非常时期后，国家队的建设重趋正常。曾雪麟毛遂自荐，经批准后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当时，曾雪麟雄心勃勃，甚至在组建国家队的班子时，提出了不需要助手，一个人也可以，其理由是他可以调动队员自己管理自己的积极性。

    这个建议并没有获得通过，我好像也没听说过足球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在国家队干了十年之后，1975年我挂靴了。此后，在国家体委大院“待业”了将近一年，接着我在训练局下属的北京体育馆体校带领一班孩子练球，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称做“徐教练”。对足球执着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使我不甘心在京城较为闲暇的生活，1978年当山西省体委来北京招聘教练时，我决计到那里去闯荡一番。一年多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第四届全运会足球赛上，默默无闻的山西队闯入了八强，着实让人吃了一惊(至今这还是山西队足球史上的最佳成绩)，而对我来讲，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高兴，但更大的收获还在于我对自己能成为一名好教练产生了信心。此后，我又在火车头体协足球队带队一年多，接着又远赴云南足球队干了半年多。或许是这番经历的缘故，当要确定曾雪麟助手，在国内征求意见时，我也有幸得到了几票。

    我和大戚能当上曾雪麟的助手，其中幸运的成份要多一些。当时国家体委在选择国家队助理教练人选时，提出两条意见：一是要年青些，有培养前途；二是尽量选工作关系在训练局的人，而不准备从省市调人。我和大戚沾了这两条意见的光，都是第一次成了国家队的教练。

细心的球迷可能会发现，1984年国家队取得至今为止在亚洲比赛中最好名次的第九届亚洲杯亚军时，队中并没有我的名字；举国震惊的1985年 “5·19”事件发生时，我也只是个局外人。跟队一年后，当时国家体委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国家级运动队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需到北京体院进修，分配给足球队一个名额。当时我和大戚正好40岁，都在规定的范围内。领导并没有明确让谁去，只是征求我俩的意见，考虑一方面我在国家队待了十年，带队又有了六七年，我需要在理论上充实一下，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在国家队干了一年后，我发现在打法和管理上，我同曾雪麟的思路不尽相同，因此，在征求我意见时，我主动提出愿意去学

习。从1984年9月到1986年7月，我在北京体院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回想起来，这段学习对我今后的执教有很大的影响。

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一些领导对我主动要求离职学习很是欣赏，当时的训练局的局长蔚继统就说: “根宝会有出息的。”临上学前，年维泗也曾对我说:“如果我还在位的话，将来我会用你的。”尽管这并不是我要求去上学的用意，但我依然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

二、曾雪麟同样以失败结束了他在国家队的命运，而且最终悲剧的色彩较苏永舜有过之而无不及。年维泗不得不再次出来收拾残局，时间是在1985年9月。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的关系，他当时说好只干一年，为未来的国家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自然有了一年以后谁来接国家队主教练的问题，这也是年维泗在带队的同时一直考虑的。那时协助年维泗工作的有张俊秀、高丰文和胡之刚三人，其中高丰文是他的主要助手。这年9月份，新的国家队首次出访澳大利亚，结果连输两场。出师不利，使得年维泗在回国后10月1日国家队是否还去京同北京队比赛犹豫不决。后来比赛还是打了，国家队又输了，比分是1：2。接着奔赴上海，同上海队进行了五场比赛，战绩是三胜两负，其中第一场就输了。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曾是年维泗第一次当国家队主教练时的队员，对王后军的聪明年维泗一直是很欣赏的。也就是在上海比赛期间，年维泗曾问过王后军:“你愿不愿意到国家队来？”此后，昆明冬训期间，年维泗又让王后军向各队教练讲授整体攻防战术。可以看出，当时年维泗对一年后谁来接这个班还没有决定。

1986年1月，国家队参加印度尼赫鲁杯国际足球邀请赛，获得了亚军。在这样一个对手实力比较强的比赛中得到了这样的成绩，年维泗大大的缓了一口气，因此在高丰文与王后军两人中间，年维泗稍稍倾向于高丰文，这段时间他们合作得也确实不错。冬训结束后，国家队以国家红队的名义同李应发带领的辽宁队(国家黄队)进行了一系列比赛，从昆明战到重庆，接着又打到武汉。我当时临近毕业，出于作毕业论文的需要，我赶到重庆观看比赛，收集一些统计数据。4月6日，也就是在重庆国家红、黄队第一场比赛的当天晚上，我去看望年维泗。老年细致地询问了我在体院学习的情况后又问到:“你什么时候正式毕业?”我回答说：“七月份。”他又问道:“你能不能提前回来?”

尽管我一直记着临上学前年维泗说过“要用我”的话，我也明白他说的“回来”是指回国家队，当时我还是有些吃惊，因为思想上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年维泗解释说:“我身体情况不是太好，分组训练时，前锋需要有人带。你能不能在5月中旬回队?”我说可以考虑，剩下的几门考试可以安排在训练间隙补上(后来经北京体院同意，我于5月中旬提前回队)。

就是在这天晚上，年维泗跟我聊了很多，其中包括交谈了当时整个足球界教练员的情况。谈着谈着，年维泗突然问我:“我如果从国家队退下来，这国家队的主教练你敢不敢当?”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我的震惊可想而知，太突然了。“我敢！”我这样回答年维泗的发问。

其实，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虚，因为在此之前我正儿八经带的队也就是山西队，虽说全运会打进了前八名，但毕竟这个队还不是国内的“名牌”队。再说我在国家队协助过曾雪麟，可时间很短，而且仅是助手而已，主教练这副担子能否挑得起我心里实在没底。但当时年维泗的这句话问得很突然，又很具有挑战性，而我生性又好挑战，在激将之下我不能选择犹豫或是逃避。同时在私心里，我离职上学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搞个队。

不料年维泗话锋一转，没有接我的回答，既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根宝你的实力不行啊，甲级队都没带过。高丰文搞青年队、少年队有点名堂，王后军也是甲级队的主教练。”

我自然无言以对。不过我还是按他的意思回到了国家队，协助他。合练时高丰文带队，分练时他负责后卫组，我负责前锋组，胡之刚带守门员。

  这年的8月，国家队去天津参加比赛，住在云南路招待所。训练局副局长张钧汉也去了，由于房间分配不过来，安排我与年维泗住在一屋。一天晚上，我问年维泗:“年指导，听说要组建国家二队，有这回事吗？”

“有这消息。”年维泗不动声色的回答道。

“我想搞搞国家二队。”我如实相告。

“为什么?”年维泗一听，马上追问道。

 我说:“上回在重庆跟您谈完后，我想了很多。确实照您所说，我现在实力还不够，需要一段时间锻炼。我在上学期间就有想自己搞一个队的设想，而且按照我自己的能力、性格，我有信心把这个队搞好。”

年维泗听后，半天没吭声，然后说道:“你搞国家二队有什么考虑?”

“目前还没有。”

  “没考虑还提什么?”年维泗又将了我一军。

  “如果足办决定了，我当然会考虑的，现在考虑的话，不是容易分心吗?”我摆出了我的理由。

  一个月后，国家队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赛回来。在一次会议上，年维泗正式提出:今年亚运会后我就退下来，退下来后不管是谁接队，都要全力以赴，国家队一定要有突破，明年的奥运会预选赛也一定要取得好成绩。作为措施之一，国家队要去巴西训练。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后的国家队由高丰文、徐根宝、胡之刚三个人搞。你们要抓住机会，比我更严格要求，训练要更好。

 听了这话后，我又找到年维泗，再次提出我想带国家二队。年维泗回答说:“要是去巴西的事情落实下来，你跟着去巴西不是很好吗?明年足球要有突破，我觉得你们几个人带国家队很合适。”我仍然坚持我的想法，想带国家二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这次提出时已略有准备，将组建队伍的设想，包括教练班子的人选也讲了一下，但年维泗仍然没有明确答复。

                                   1993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