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一居士发表在《申报》上的一首怀人诗

  清末民初，淮安人出了两部走俏的笔记小说，一部是黄鈞宰的《金壶七墨》，另一部是百一居士的《壶天錄》。

  对于黄鈞宰的生平履历，人们现已基本搞清楚。得知他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世居山阳板闸镇，曾祖泰交是乾隆七年(1742)进士，祖父廷栋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父亲以煲是道光年朝恩贡。受家庭影响，黄鈞宰博学善文，曾举孝廉，此后则疏于科举，偃蹇不遇，以作幕为生，后任松江府奉贤县训导。与流落在松江的文人杨稚虹、林仲夔、林味荪、马湘艇、贺少楼、陆少葵等人诗酒谛约，蜚声词坛。又应《申报》主笔将其章邀请，为报刊撰写文章，他的笔记小说《金壶七墨》（八册十八卷本）最早即由申报同人会于清同治十二年（1872）出版，交与松江书商萧隆盛刻印。之后，黄鈞宰参与了《奉贤县志》的编纂，在志书刊行的第二年，即光绪六年（1879），突发疾病而死。但他一生硕果累累，除著有《金壶七墨》外、还留存了《比玉楼遗稿》、《闺秀诗评初集》及传奇四种。

  对于百一居士，虽然他自署为淮阴人，但至今无人知道他的实名，也不了解他的生卒年及事迹行状。只能据白田吏隐在《壶天录后序》中称他：“志气磊落，博极群书，屡踬场屋，每郁郁不得志。”判断他是一位落魄书生，又据他本人在《壶天录自序》里题有“光绪十一年岁次旃蒙作噩(乙酉)花朝日淮阴百一居士叙于三十六湖官廨”款，推测他可能在高邮（境内有三十六湖）官廨做过幕僚。其遭际与黄鈞宰颇有相似之处。据此有人又因《壶天录》、《金壶七墨》书名都提到一个“壶”字，便怀疑两书作者同为一人，百一居士就是黄鈞宰，其实差矣。

 《金壶七墨》之壶，指的是“墨壶”，如洪葆荣序云：“古之人惜墨如金，而黄君则曰“浪墨”，曰“逸墨”，曰“遁墨”，曰“醉墨”，曰“戏墨”，曰“泪墨”，凡所以可歌可泣、可喜可怒诸情事，胥借一壶之墨汁喷洒焉，而成锦绣墨之为功大焉哉，何得曰浪费笔墨乎?”故黄鈞宰在书中虽然以写实为主，但时时涵以五味俱呈的情感流露。

 《壶天录》之壶指的是“丹壶”。典出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二八，谓施存学大丹之道，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百一居士以此为书名，系取壶中见天，小中见大之意。即以怪诞虚幻的因果报应之象昭示天道，旨在惩恶劝善，处处有理喻说教。

 两书的思想和风格完全不同，作者并非一人，甚为明了。更何况，黄鈞宰卒于光绪五年（1879），而百一居士的《壶天录》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亦是由《申报》馆最初刊印，但此时黄鈞宰已离世六年。

 既然《申报》馆为百一居士刊印《壶天录》，那么作者或许能在该报也留下一些其它痕迹。为此，笔者翻阅晚清时期的《申报》，果尔，在光绪八年（1882）年度的报纸上，查找到百一居士写的几首诗词作品，其中有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寒夜不寐，率成七古一章，暨志同盟之喜，兼抒睽隔之怀，言多逞臆，殊乖大雅，录呈淡隐子、梦凡道人吟坛诲政》，诗云：

北风冽冽穿老屋，寒宵梦破窗前竹。衾铁不温炉火凉，一雁飞鸣谋食宿。

雁声何事入枕边，坐使孤客心芒然。十年萧瑟寄冷砚，古剑沈光薶寒烟。

烟云变灭不弹指，往日朱颜凋镜里。丈夫树立本无才，南北萍踪和知己。

去岁北饮袁浦楼，酣歌脱帽轻王侯。今年南玩珠湖月，落落晨星几旧游。

星月招邀入斗室，三雅论交忘形迹。霜天尊酒故情长，雨夕诗坛新知密。

道谊何分故与新，弟兄四海遥相亲。不循世故汨真宰，但坚至契袪浮尘。

尘寰衮衮高车满，声华逐逐失诚欵。嗟嗟翻覆不异时，谁是同心坚金断。

坚金断兮轻黄金，瑶琴三叠相知音。浮生共是苔岑契，浊世惟存管鲍心。

我心皎皎情恻恻，寒氈困阨愁填臆。蚕缚难偷半日闲，鹏搏欲附三霄翼。

霄汉迢遥不易翔，残灯寂寂搜吟肠。愿同湖月明星影，长照容辉共一堂。

 这是一首怀人诗，百一居士所怀的友人既是他的诗友，又是他的道友，即诗题中提到的淡隐子和梦凡道人。惜诗中亦未透露出他们的实名，只是报出了他们的道号而已。百一居士与他们相交的时间仅两年，游历的空间也不宽广，即所谓“去岁北饮袁浦楼”“今年南玩珠湖月”。袁浦指得是清江浦，珠湖在高邮，为三十六湖之一，南北游踪仅百余里，然而，他们的交谊却非常深厚。以“弟兄”相亲，以“知音”相契。把酒吟诗，酣歌酬唱，自喻为“三雅”，成为诗坛上的知密。他们虽然是新交，却一见如故，这不但是因为他们在诗词创作方面相互推赏，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都极其相似。他们都是一些穷愁潦倒、偃蹇困顿，赍志难展的寒士，又有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向往着道法自然、星月长照的美好世界。所以他们能够谊切苔岑，以管鲍分金的情义相慰勉，“不循世故汨真宰，但坚至契袪浮尘。”这在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社会环境中，尤显得难能可贵。所以当他们分手以后，百一居士在孤独寒冷的冬夜，倍加怀念友人，于是写下了这首七言古诗，寄望与友人继续保持“容辉共一堂”纯真无暇的情谊。百一居士与道士结交，表明他多多少少信奉黄老学说，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用十余年的时间（ 见“十年萧瑟寄冷砚”句）写出一部充斥自然变异、感应昭示，证验灾祥休咎的笔记小说，并以道士的“丹壶”为喻，取书名为《壶天录》。

 《申报》刊载的这首诗后，还署有“射阳百一居士稿”字样的名款，《壶天录》署名却称为“淮阴百一居士”。这种署名只有山阳人会这么做。由于历史上淮阴、射阳先后置县于秦汉时期，要早于置县于晋义熙年间的山阳，且山阳又处在淮阴与射阳之间，随着社会发展，政权更迭，区划不断调整，地域交叉分合，隶属关系也有所改变。但一向崇尚古风的山阳县的学者文士，每每喜欢在自己的名氏字号前标上“淮阴”、“射阳”等地望名称，以示风雅。如明代小说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虽祖籍涟水，出生山阳，却自称是“淮阴吴承恩”，取号“射阳山人”，名书斋为“射阳簃”。据此，笔者推测百一居士或许为山阳人。上述百一居士诗里有“去岁北饮袁浦楼”“今年南玩珠湖月”句，可见他居住在清江浦与高邮之间，而山阳县区域正是在此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