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紅樓夢》在清代的禁毀與流傳

黃一農

本章透過裕瑞現存書畫和寫刻本上的鈐印及字跡，論證《棗窗閒筆》乃裕瑞手稿，並間接說明《紅樓夢》續書的風行程度。次從趙烈文 (1832-1894)《能靜居日記》中指稱和珅曾進呈《紅樓夢》且獲乾隆帝稱善一事，嘗試溯探此說的可能源頭，並探索在嘉慶癸酉之變(1813) 後，民間出現曹雪芹裔孫因從逆而獲罪覆族之說的可能原因。

圖表12.5： 佘嘉惠《臨羅兩峰鬼趣圖》冊頁上裕瑞之題詩及鈐印。

圖表12.23： 《紅樓夢》傳流過程之部分人脈網絡。

五、小結
清代社會對《紅樓夢》的態度往往兩極，以蘇州狀元石韞玉（1756-1837；乾隆五十五年 [1790] 進士）為例，他於嘉慶十二年 (1807) 告老還鄉後，除在江南各地講學外，即因熱愛《紅樓夢》而將之改編成傳
奇，其親朋師友中更不乏紅迷。  石氏同鄉好友沈起鳳嘗記曰：
石韞玉，字執如，負文章盛名，而實道學中人也。嘗謂予曰：「我輩著書，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須拉襍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蓋投諸濁流，冀勿揚其波也。
知身為「道學中人」的石韞玉並不視這本小說為「淫書」。有趣的是，後世有人（包含梁恭辰）既視《紅樓夢》為淫書，又以譜《紅樓夢傳奇》之石氏設「孽海」一事為積陰德（遂有狀元及第、得享高壽之報）。
此外，因《紅樓夢》到底只是小說，故同一交遊圈之人對其態度也往往大不同，如曾購燬書板的潘遵祁、潘曾綬、潘希甫等堂房兄弟，就與喜愛此書的宋翔鳳、吳雲、麟慶等往還密切。  至於潘世恩的堂弟世璜，不僅與毛慶臻、慶善兄弟為友，亦與作《紅樓夢圖詠》的改琦相熟，  其父奕雋的忘年交黃丕烈（1763-1825；吳縣人）又恰是石韞玉表弟。  再如潘世恩子潘曾瑋 (1819-1886)，他既與潘遵祁、宋翔鳳相互題詠，也與《續紅樓夢》的作者張曜孫（宋翔鳳摯友張惠言之姪）往來密切。
雖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知曹雪芹後裔與林清逆案掛勾之說的源頭，而那些對《紅樓夢》懷有敵意的旗人也確有栽贓的嫌疑，但因該說最早只可上溯至毛慶臻於道光十七年 (1837) 至二十二年間成書的《一亭考古雜記》，故以毛氏為代表的一群蘇州衛道人士應為目前涉嫌最重的造謠者。此說還隨著《庸閒齋筆記》和《嘯亭雜錄》等書在同治或光緒以來的屢次刊刻，更廣為人知，  遂令尚不確知有無子嗣的曹雪芹長期背此黑鍋。
前文就此一流傳近百年的誤說提出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討論，而透過清代這些尖銳且此起彼落的批判聲浪以及幾十種續書的出現，亦間接反襯出《紅樓夢》是如何深入社會各階層，並逐漸形塑成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之一的歷程。綜前所論，若乾隆帝確曾看過《紅樓夢》，他對書中元妃歸省的情節應特別有體會，因清代第一次允許先朝妃嬪出宮省親，就是在他登極之初所頒布的，而首位獲准的皇考密妃也於乾隆元年被他尊為皇祖順懿密太妃（第七章）。此外，弘曆也因納明珠之曾孫女（後封舒妃），而熟知永壽妻所育之一子六女幼讀詩書（類同大觀園中之幾位主角），並與福秀（曹雪芹表哥）、傅恒、希布禪、弘慶（密太妃嫡孫）以及永㥣誼屬連襟（第六章）。也就是說，對這些脈絡與家事應均了然於心的乾隆帝，若在讀過《紅樓夢》後稱「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實可以理解。
乾隆皇帝有可能是聽聞這本新刊小說在京已風行到「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的地步，  故欲一觀究竟，奉命的和珅乃以購得的擺印坊本呈送。趙烈文之說的遞傳渠道最可能是經由前述人脈網絡中的謝墉→石韞玉→朱珪、吳雲、王芑孫或宋簡→宋翔鳳，由於謝墉長年擔任包含成親王永瑆在內之多位皇子與皇孫的師傅，故他應較有機會自內廷聽聞前述說法，並告知對戲曲極感興趣的得意門生石韞玉（他與永瑆頗親近 ）。考量朱珪與石韞玉之間座師與狀元的特殊關係，曾寄居朱珪家半年且彼此有三代交情的宋翔鳳，或許會間接得知。另，朱筠、朱珪兄弟與莊存與、莊培因（宋翔鳳外祖）兄弟亦相識；  朱筠且與陳本忠、本敬兄弟
為多年知己，曹雪芹亦曾與本敬及其父陳浩有過書畫往還（第十章）。
另一方面，宋翔鳳亦可透過其忘年交吳雲接觸到石韞玉，因吳雲嘗序石韞玉所譜的《紅樓夢傳奇》，而石韞玉、宋簡與吳雲均為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之同年，石、宋二人且為同鄉好友。  當然，既是石韞玉表妹夫又與宋簡有姻親關係的王芑孫，也是石韞玉與宋翔鳳間的合理媒介。這些人如聽聞此事，想必會因宮闈事秘，而不敢公開訴諸文字。
宋翔鳳所稱曹雪芹為曹寅之子一說（圖表12.16），應可清楚追溯至乾隆朝名士袁枚的訛誤，袁氏對曹雪芹其人其書根本不了解，但其說則隨《隨園詩話》的暢銷而流傳甚廣（第八章）。至於宋氏所稱《紅樓夢》是雪芹一父執輩強迫他閉關三年寫成之說，則不似出自與曹雪芹地位有如天壤之別的和珅或乾隆帝，其源頭及真實性均待考。
先前學界曾用相當大努力整理出各種詩文別集或筆記小說中的涉紅記述，  然而，這些作者間的人際關係幾乎很少被展開，且各條記述間相互影響或先後傳承之脈絡亦相當模糊。宋翔鳳之說提供了一極特殊的案例，讓我們不僅對《紅樓夢》初刊半世紀以來傳與禁的過程有一遠較先前更具體的掌握，亦令「明珠家事說」有機會在紅學中重新尋求應有的定位（第六、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