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枚《隨園詩話》中的涉紅記事

袁枚的《隨園詩話》是歷來同類型著作最暢銷者，由於此書中涉及《紅樓夢》的記述是否可信，迄今仍引發諸多筆墨論爭，筆者因此細究此書的版本流變及編選過程，發現該記事中提到的《紅樓夢》以及曹雪芹家族，都不過是作者信手所寫的枝節，袁枚原想炫耀的是己家的隨園已成為小說的主場景。本章還嘗試追索袁枚在此涉紅文字中因何犯錯，以及不同版本的《隨園詩話》又何以在這部分出現重大異文的原因。



袁枚 (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晚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世稱隨園先生。雖於二十四歲即聯捷登進士，並選為清書庶吉士（乃指在庶常館讀書時被指定學習滿文），但在外放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後，因感覺宦途不易，毅然於乾隆十三年 (1748) 辭官，次年卜居江寧小倉山之隨園，並憑藉「性靈說」之理論與實踐，終於經營成詩壇盟主。雖然袁枚的《隨園詩話》（後文簡稱《詩話》）在學界是毀譽參見，但持續兩百年來一直廣受歡迎，連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都形容此書是「人人都看見過的」，其影響力遠超乎其它同性質著述。  有稱《詩話》與《三國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同列所謂的「清中葉四大暢銷書」。
胡適在民國十年 (1921) 藉〈《紅樓夢》考證〉一文所揭舉的「新紅學」，即以《詩話》中的涉紅記事拉開序幕。  然因學界對該記事是否完全可信，頗有爭議，且此書不同版本間的相關敘述還出現嚴重異文（見後），導致紅學中人對曹雪芹是不是小說《紅樓夢》的作者、曹寅與曹雪芹是父子抑或祖孫關係、隨園是否大觀園原型等議題，迄今仍聚訟紛紜，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詩話》中的涉紅敘述實關乎「新紅學」的樁基。
耙梳海峽兩岸各公藏單位所著錄的《詩話》，已知至少有六十幾種清代版本存世，其中正編有十四卷、十五卷或十六卷，補遺則出現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或十卷；此外，日、韓等國也收藏一些刊本。目前學界最通行者，是顧學頡整理標點的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本（下文簡稱為「顧本」）。
但各本的先後次序為何？哪種版本較接近初版原貌？則一直處於混沌狀態。此或因存世之本多深藏各圖書館的古籍部門，導致先前對《詩話》的版本研究一直艱於材料的取得，而存留許多有待斟酌的空間。筆者因此調查了臺灣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圖書館、山東大學等單位的四十幾種版本，雖然倉促間每種最多只能獲得幾頁複印件，又很難將不同藏本（尤其是分屬不同單位者）放在一起仔細比對，但整體上或已是迄今對《詩話》版本進行的最深入研究之一，  筆者在本章即嘗試以此為基礎，析探袁枚涉紅文字犯錯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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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袁枚涉紅記事對後世的影響
袁枚因是文壇泰斗，故其涉紅記事影響後世頗大。許兆桂（1742-1812；號西樓寓公）於嘉慶十一年 (1806) 序吳蘭徵所刻《絳蘅秋》傳奇時有言：
乾隆庚戌秋，余至都門，詹事羅碧泉告余曰：「近有《紅樓夢》，其知之乎？雖野史，殊可觀也。」維時都人競稱之，以為才。余視之，則所有景物，皆南人目中、意中語，頗不類大都。既至金陵，乃知作者曹雪芹為故尚衣後，留住於南，心慕大都，曾與隨園先生遊，而生長於南，則言亦南。
知在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庚戌歲秋，《紅樓夢》已以鈔本形式透過廟市等渠道在北京一些人當中流傳，  且頗獲盛名，但羅修源（1753-1796；號碧泉，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時任少詹事 ）是否知道作者為誰，在前序中並未指實。而通常被認為最早刊行的「程甲本」，要至翌年才由北京的萃文書屋以活字出版。
在喻文鏊為許兆桂所作之〈西樓寓公傳〉中有云：
金陵秦淮之上有隱君子焉……愛金陵風景，卜宅秦淮，構樓居之，自號曰「西樓寓公」。寓公寓西樓者三十年，一時山人墨士與夫薦紳先生之至金陵者，皆欲謁寓公……沈文慤公、袁簡齋太史均寓公父執，寓公事之謹，以詩相切劘……寓公僅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嘉慶壬申年……卒，時年七十有一。寓公姓許，諱兆桂，香巖其字也。蓋湖北之雲夢人，父治，仲弟兆椿，季弟兆棠。
知許兆桂之父許治與沈德潛（諡文慤，長洲人）、袁枚三人誼屬同年進士，  故兆桂對這兩位父執輩的詩壇大老，不僅事之甚謹且曾問詩。
乾隆五十五年，許兆桂於短暫停留北京時，經友人羅修源的推薦而過覽了名聲噪起的《紅樓夢》一鈔本，他初僅感覺內容頗多南方的景物與用語，回江寧後始知「作者曹雪芹為故尚衣後，留住於南，心慕大都，曾與隨園先生遊」。以兆桂與袁枚間的兩代關係，讓人不能不合理懷疑其說應源自五十五年甫於當地出版的庚戌本《詩話》，此因該本之涉紅文字指出《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其父【祖】曹練【楝】亭於康熙間任江寧織造（別稱「尚衣」），且袁枚宣稱《紅樓夢》中的文【大】觀園即其所居之隨園，還引錄了題為雪芹（應為明義）之二詩，故許兆桂想當然地誤認「生長於南」的曹雪芹「曾與隨園先生遊」。
再者，提出「張侯家事說」之周春，  在其撰於乾隆五十九年中元的《閱紅樓夢隨筆》自序中，提及他在寫作過程中曾參考《隨園詩話》等書，由於周氏在其書中指「曹雪芹之父楝亭」、題紅二詩的作者為曹雪芹，並嚴詞抨擊袁枚「大觀園即余之隨園」之說，  知周春對《紅樓夢》的認識應亦多得自庚戌本《詩話》。  在此，《詩話》中之「練亭」及「文觀園」被主動訂正為「楝亭」及「大觀園」，表明周春確曾讀過《紅樓夢》，且知曹寅其人。  至於裕瑞 (1771-1838) 在《棗窗閒筆》中對曹雪芹的相關敘述，亦應主要出自《詩話》的初刻本（見第十二章）。
由於清人多不熟悉曹雪芹之生平事跡，故多數人接受袁枚書中之「曹雪芹為曹寅子」一說，曹寅的別號也屢被誤作「練亭」，這些源自《詩話》的內容，後且被宋翔鳳 (1777-1860)、俞樾 (1821-1907) 的《曲園襍纂》、陳其元的《庸閑齋筆記》(1874)、陳坦園的《榕蔭堂叢書．耕畸紀抄》(1876)、夢癡學人的《夢癡說夢》(1887)、葉德輝的《書林清話》(1920) 等以訛傳訛，  持續誤導了許多紅學研究者。
筆者在略覽了兩岸幾間大圖書館所藏的四十多種《隨園詩話》版本後，透過對此書編纂過程以及版本嬗遞的深入分析，發現袁枚之所以在乾隆五十五年 (1790) 的初版中編入涉紅記事一條，應主要因明義《綠煙瑣窗集》中之〈題《紅樓夢》〉組詩的小序提及隨園乃《紅樓夢》的主場景，他遂沾沾自喜地加以摘引。又因袁枚的編輯團隊在潤飾明義的小序時，很可能陰錯陽差將「曹子雪芹」誤釋為「曹寅之子雪芹」，  並因讀不懂「明我齋」三字乃人名（漢姓罕見「明」字），而自作主張依《詩話》之體例，將所採詩的作者改成此條先前敘事中所提及的曹雪芹。
明義在收到《詩話》初版的印本後，想必曾致函抱怨己名遭到張冠李戴，且因袁枚發現隨園的前身確與曹雪芹家無關，擔心遭人譏諷，乃於稍後主動挖改涉紅記事，刪去有關大觀園即隨園的文句，並將題紅詩的作者訂正為明義。至於《詩話》初版中其它一些不恰當的內容，他也先後加以揠補。但由於當時的盜版者以及後世的坊刻者，並未留意到此書複雜的修訂過程，又始終欠缺公認的標準本，遂因使用不同之母本，致使清末與民國時各種版本之涉紅敘述異文互見，晚近的紅學界對相關議題也因此聚訟紛紜。
鑒於袁枚既不認識曹雪芹，亦不曾讀過《紅樓夢》，故我們對其《詩話》中屢見謬誤的涉紅記事應有所保留，也無需再以一些過於獵奇的假說，試圖提供解釋。先前如韓旭女士即因此指稱雪芹乃其祖曹寅與兒媳通姦所生，以呼應「曹雪芹為曹寅子」之說。  歐陽健教授也因袁枚以題紅詩是詠妓之作，故聲言曹雪芹非今本《紅樓夢》的作者，而認為明義所見乃曹雪芹所著的另一部同名之書，並主張明義的題紅詩被近人從兩首偽增成二十首。  他們均太過執著袁枚的敘述，遂在枘圓鑿方的情形下，勉力提出種種削足適履的說法。
雖然《隨園詩話》的長期流行與暢銷確實增進了有清一代讀者對《紅樓夢》作者的認識，並在民初胡適形塑「新紅學」的初始階段曾扮演點燃聖火的角色，但隨著新材料的陸續發現，以及近幾十年來紅學的開展，《詩話》中的涉紅敘述早已失去其重要性。深盼本研究能令相關議題自此被恰如其分地定位成紅學史的一部分，因為此領域還存在更多挑戰等著我們去釐清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