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於民國十年 (1921) 發表後，紅學研究出現一個新典範 (paradigm)。許多學者相信「《紅樓夢》是以曹家史實及雪芹個人經驗為骨幹和藍本，然後加以穿插、拆合」，[1] 故致力於考證曹雪芹（c1714-c1763；^[2]名霑）的家世與生平，期盼能因此理解《紅樓夢》的主題與情節，此一趨勢令原本屬於文學領域的「紅學」延伸出屬於史學範疇的所謂「曹學」。然因探索《紅樓夢》的歷史背景將不僅僅牽涉曹家，故筆者在本書中乃視「曹學」為廣義「紅學」的一部分。

有關曹雪芹之研究在其籍貫議題上達到巔峰，除了大量相關論文外，迄今竟然已有十幾本專書析探此事，[3] 但依舊眾說紛紜。「遼陽說」、「豐潤說」等派相互辯難，惟因各有弱點，且又牽涉主觀的地方意識與期盼的觀光收益，以致各持己見，無法得到共識。對有些學者而言，此一發展似已到了反客為主的地步；但不可否認，由於紅學的受到重視，也增強了大家對清史尤其是八旗制度的興趣與認識。

筆者原本是紅學的門外漢，但因四年前在研究明亡清興以及西砲傳華的歷史時，意外接觸到學界有誤認曹雪芹先祖曹振彥為紅夷大砲教官的論述，遂開始研讀相關材料。從而發現自吳橋兵變 (1632-1633) 以迄三藩之亂 (1673-1681) 的半個世紀中，包括曹氏家族在內的大量遼人（此一名詞在明末即已行用，專指定居關外的漢人），迅速崛起於軍事和政治的主舞台，並自邊陲進入內地，[4] 協助清朝統治省級以下的各層行政單位，惟具體的相關研究並不多。

由於「國方新造，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諳習滿漢語文、典制與民俗的遼人，遂在清政權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如順治一朝遼人即佔全國總督和巡撫缺的約77%，布政使與按察使的48%，道員的34%，知府的39%，州縣正官的21%。[5] 為透過較典型的個案及較扎實的研究，更清楚掌握此一特殊現象，筆者決定以曹雪芹等遼人家族在明末清初的發跡歷程做為案例，希望能充分哂眉t學界先前豐盛的成果，以深化對清史的認識。

在過去十五年間，學界共出現千篇以上有關《紅樓夢》的碩博士論文，但其中有關考證或版本者，竟只有十篇左右，這與資深學者間沸沸揚揚的論爭形成強烈對比。[6] 此或由於年輕一代多認為紅學的學術門檻頗高，其中又牽涉許多跨領域的知識，且因學界與紅友們先前已進行了鋪天蓋地的資料搜尋，故評估在短期內難有重大突破。尤有甚者，紅學社群中火藥味濃厚的派別之爭，可能亦導致年輕學者不敢踏進這塊學術界的雷區。即如學界巨擘余英時先生，也曾說過「《紅樓夢》簡直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筆墨官司」，並宣稱從此只願當一個紅學的忠實讀者。[7]

然而，史學的研究環境在最近幾年已發生滔天巨變。筆者在拙作《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首揭「e考據」之概念，指出隨著古籍的大量景印以及圖書館的現代化，再加上網際網絡和資料庫的普及，即使目前的數位環境仍未臻理想，但一位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機會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在較短時間內通過邏輯推理的佈局，填補探究歷史細節時的隙縫。[8] 當然，許多未數位化的文獻仍得用傳統方式去發掘和耙梳，但我們已開始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十分陌生卻又夢寐以求的環境，且或已有條件提供紅學蛻變或昇華所需的動力。

筆者因此在本書中嘗試利用新的文史研究環境與方法，發掘新史料並帶入新視角，希冀能以之做為e時代歷史考據的範例。由於初涉紅學，對相關背景知識和二手研究的掌握還不夠全面，故論述間肯定會出現一些不周全或訛誤之處，但深盼通過理性的批評與對話，能引發更多人對紅學進行跨領域的學術激盪。

我轉治紅學的過程頗不順利，初次申請研究補助時就遭拒，匿名評審以極主觀的話語指出「無論從文學或史學的觀點，本計畫之執行與否，似乎都沒有太大的學術意義」。拙文〈《紅樓夢》中「借省親事寫南巡」新考〉被中研院某期刊退稿時，亦遭嚴詞批評曰：

一個不信自傳說，也不信文學創作必須有原型才能落筆，也不採史事取向的研究者，就會覺得這篇論文無聊、毫無意義……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看，絕不等於作品就必是親身經歷的。本文卻要由此去找出曹雪芹乃親耳聽聞而作之證據，豈非思惟之跳躍。

從前述話語我們應可體會部分學界中人對紅學研究的濃厚偏見。

筆者在想，若「新紅學」的先行者胡適先生仍在世，不知他將如何面對這些批評？但也許我最該關心的是，適之先生不知會否欣賞我的努力？當中有些看法還直接挑戰他先前的研究。我這人很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相信胡先生在讀到拙著的許多新發現時應該會極興奮。

過去三、四年間筆者共發表了二十幾篇相關論文，但本書並非論文集，而是將已有的成果重新消化並改寫，部分觀點和訛陋也藉此機會改訂，並大幅增寫了一些彌補隙縫的內容。尤其，費盡心力製作了百餘幅圖表，以呈現較特殊之材料或較重要之人脈網絡，這些大多是先前所未見的，希望能藉此在論述的過程中提供更具體的證據。

本研究的過程要感謝許多前輩及學友的指教與幫忙，其中包括波士頓大學的白謙慎教授、南京藝術學院的薛龍春教授、臺灣大學的劉廣定教授、新竹中華大學的馬以工教授、葡萄牙中國學院的金國平教授、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胡文彬教授及劉夢溪教授、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莊吉發教授、北京中國社科院的定宜庄教授及劉小萌教授、豐潤的宣玉榮先生、淮陰師範學院的張一民先生等等。

特別要點出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張瑞龍老師以及跟隨我多年的游博清博士，他們無怨無悔地協助我購置相關出版物並查閱罕見文獻，瑞龍更細心扮演此書文字編輯的角色。而我的助理盧正恒先生則不辭艱勞地耙梳滿漢文的八旗檔案，楊勇軍博士與高樹偉先生亦率直地提出許多批評與建議。這些小友連同這幾年修習我所開設e考據課程的同學，他們一起見證並參與了我的學術冒險。

慚愧，腦海中有幾位該誌謝之人的名字卻總想不起來，只好忝顏歸罪於年逼耳順的記憶力，到底是「江湖催人老」。面對e時代無限美好的旭日，眼前的學術生涯卻已近黃昏，只能勉力嘗試去登臨周遭的山岳，並將親見的景致以及親歷的感受讓更多人分享。

最後，必須要感謝的是廣大紅迷，他們在網上發表的資料或觀點，往往有效縮短了我進入一陌生議題的學習過程，甚至提供一些極有幫助的研究切入點。網友雖然有時不是很理性，但他們卻是e世代「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借用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教授所提出並推動之概念）中的重要元素，並協力創造了e考據時代的特殊研究環境，由於書中引註不易且常難以溯源，只能在此一併致意。

2014年9月定稿於風城脈望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