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随笔（十）

十七，王韬跋语

   《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收有王韬为杨引传写的《浮生六记跋》,原文如下:

    余妇兄杨醒逋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本。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而轶其名。其所谓六记者,《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今仅存四卷,而阙末后两卷。然则处士游屐所至,远至琉球,可谓豪矣。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卜宅沧浪亭畔,颇擅山水林树之胜。每当茶熟香温,花开月上,夫妇开尊对饮,觅句联吟,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几何时,一切皆幻,此记之所由作也。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尝跋其后云：“从来理有不能知，事有不能必然，情有不容已。夫妇准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而妇之有才有色者，辄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益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呜呼！人生有不遇之感，兰杜有零落之悲。历来才色之妇，湮没终身，抑郁无聊，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难之。乃后之人凭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寿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顾跋后未越一载，遽赋悼亡，若此语为之谶也。是书余惜未抄副本，旅粤以来时忆及之。今闻醒逋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邮寄此跋，附于卷末，志所始也。

                               丁丑秋九月中旬，淞北玉魫生王韬病中识。

据“顾跋后未越一载，遽赋悼亡 ”一语，可知此跋作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时王韬二十二岁。而“丁丑”乃光绪三年（1877），相去已28年。以《浮生六记》一书出版时收入的王韬跋语，较之《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原跋，已省略了若干文字。这些被遗漏的文字内容，对研究者来说却十分重要，录如下：

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而轶其名。其所谓六记者,《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今仅存四卷,而阙末后两卷。然则处士游屐所至,远至琉球,可谓豪矣。  

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

王韬的“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一语，分明是从管贻葄（号树荃）的“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序题移植而来。“处士沈三白”与“沈三白处士”，如出一辙，毋庸置疑。随后的言语亦并未出管贻葄序诗的内容，关键在于“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庐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这句话。人们想知道，王韬“少时”在“畏庐小筑，屡阅”的《浮生六记》，究竟是完整无缺的《浮生六记》，还是“仅存四卷”的《浮生六记》？颇值得探讨。

管贻葄（1789－1848）字芝生，号树荃，阳湖人（今江苏常州）。其《载物象斋诗抄》有《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诗，可证他是阅读过沈三白原稿《浮生六记》完本的人。管贻葄诗集中的这个题目及六首七绝，在王韬抄录寄示给杨引传时则写作《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这里有个问题，不知王韬当年是从畏庐小筑所阅《浮生六记》一书之诗序中录下，还是曾读到过《载物象斋诗抄》而来？抑或来自其他途径？如以前者论，则王韬极有可能阅读过完整的《浮生六记》，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把阳湖管贻葄树荃，错写为“阳湖管贻萼树荃”？这就错得十分离奇：盖管贻萼实有其人（1816－？）字荭生，乃是管贻葄的嫡堂弟，不仅年龄相差27岁，就连名与字及号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葄与萼字形各异，不易混淆。葄字极有可能误写成葃或相似的其它字，而绝不可能误写为萼，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误写说”是说不过去的。还有，王韬少时既然“屡阅此书”，并“时忆及之”，自然还会记得后二记的部分内容（不可能忘得一干二净），当闻之是书付梓时或在他自己的诸多著作中，也应当会涉笔述及，为何没有？也着实令人费解？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王韬少时在里中曹氏畏庐小筑屡阅的《浮生六记》，不太可能会是杨引传得之冷摊的那一本。但是否为六记皆全的完本，就难说了。（吾友剑锋道兄著有“王韬始读《浮生六记》的时间和版本”及《管贻葄与管贻萼》等研究文章，大有裨益。）

十八，潘麐生与杨引传

今本《浮生六记》（仅存四记）有潘麐生（号近僧）序与杨引传序。潘序作于“同治甲戌初冬”（1874年）并钤有其所“藏旧犀角圆印”文：“‘浮生若梦’二语”；杨序作于“光绪三年七月七日”（1877年）潘序早于杨序三年。于是有人就轻易地认为：

杨引传在序文里还提到他所获得的《浮生六记》，上有近僧潘麐生所钤“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小印，这印章在潘麐生的题词里也有说及，可以肯定杨引传所得的《浮生六记》就是潘麐生的本子，书中近僧的题词也应是从《浮生六记》钞本里抄录而来的。近僧潘麐生写题词的时间在“同治甲戌初冬”（同治十三年，1874），距离杨引传得到《浮生六记》钞本的时间不远，那近僧得到这份钞本也不会太早。（见蔡根祥《有关浮生六记》）

蔡氏的观点究竟对不对？且让我们再来仔细阅读一下杨引传的序文：

《浮生六记》一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麐生茂才、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浮生六记》六绝句，始知所亡《中山记历》盖曾到琉球也。书之佳处已详于麐生所题。近僧即麐生自号，并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小印，钤之简端。

                               光绪三年七月七日，独悟庵居士杨引传识。

杨引传的序文写得明明白白，潘麐生的序文（即“所题”）是通过书札寄给他的（反正不是直接题在书上的），还在信端钤印（钤之简端），“简”者，札也、书信也。何来乎“可以肯定杨引传所得的《浮生六记》就是潘麐生的本子，书中近僧的题词也应是从《浮生六记》钞本里抄录而来的”之说哉？再说，潘麐生如此地珍惜《浮生六记》一书，（这从潘序中可深切体察）怎么可能让它流落于冷摊呢？而杨引传在冷摊得到是书之后，又急忙拿到上海去出版（好象出版社是他开的），如此匆促，着实也令人难以想象？

事情的经过是，当年杨引传在苏州城里的冷摊得到《浮生六记》一书（仅存四记）之后，问过城里的朋友都不知道是书及作者的情况。后来他又先后借给叶、潘、顾、陶等人传阅，“皆阅而心醉焉”。于是他才考虑将这部仅存四卷的《浮生六记》出版（一定得到诸位友人的赞同），而长洲潘麐生是最积极者，还为之写序作诗钤印以“简”的形式邮寄给杨引传；从最初的筹划到最终的拍板付梓，经历了三年磨合之后，当“尊闻阁主”决定“以活字版排印”时，王韬也“邮寄”来一篇跋文及管贻葄的六绝句。至于管贻葄为何被误写为管贻萼，以及《浮生六记》出版后引起的种种热闹现象，那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