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藏书中的钤印

     纳兰性德酷爱读书，拥书数万卷，有藏书室初名为“花间草堂”，后又改葺为“通志堂”。

    名“花间草堂”者，是纳兰性德早年出于对词的爱好，以两部著名词籍的合称作为他藏书室的题名。《花间》指的是后蜀赵祟祚编的《花间集》，其所录为唐末名家词，以长短句自成一编，当推此集为最古。《草堂》指的是南宋人编的《草堂诗余》，词家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则始于此集。纳兰性德藏书室用这两部富有代表性的词籍名称来命名，表明了他所收藏的书籍中原以历代词人作品为主要特色。浙西派词人朱彝尊在汇编历代词人作品集《词综》一书时，就曾向性德借钞过词籍。他在《词综发凡》中说：“是编所录，半属钞本。白门则借之周上舍雪客、黄征士俞邰，京师则借之宋员外牧仲、成进士容若，吴下则借之徐太史健庵，里门则借之曹侍郎丘岳，余则汪子晋贤购诸吴兴藏书家，互为参定。”朱彝尊将容若排列在当时的著名藏书家之中，说明性德收藏词籍之富，可与藏书家作等量观。

    名“通志堂”者，则与纳兰性德购置抄录经解书籍有关。纳兰性德十七岁时，拜徐乾学为师，肆力于经济之学，开始购置大量的经解书籍。他曾嘱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又钞得徐乾学“传是楼”藏本，共收集到一百四十多种宋元以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均为世所罕见之本。这时，他原有的藏书室已容纳不下这么多书籍，“花间草堂”之名也不能概括他的全部藏书，于是他的藏书室在修葺扩建后又名为“通志堂”。“通志堂”葺成后，纳兰性德写了一首五言诗：“茂先也住浑河北，车载图书事最佳。簿有缥缃添邺架，更依衡泌建萧斋。何时散帙容闲坐，假日消忧未放怀。有客但能来问字，清樽宁惜酒如淮。”纳兰性德以书待客，即为“通志”。所谓通志者，志向通也。性德正是在师友们的通力相助下，添置了宋元经解，又是在师友们通力相助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将这些书汇编刊刻成大型的专类丛书，共一千七百九十二卷。取名为《通志堂经解》，即有徐乾学所谓“同志群相助成”之意。

    纳兰性德既不但藏书，还藏有大量书画，在他的书画藏品上，钤有“花间草堂”、“通志堂藏”、“成德容若”、“楞伽山人”、“容若书画”、“楞伽真赏”诸印．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钤有这些印章的曾为他收藏过的实物书籍，即便是在清代藏书家编撰的书目文献里也不见有著录。曾有人指出，纳兰性德藏书室名为“穴研斋”、或为“珊瑚阁”。在前人编撰书目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凡镌有“穴研斋”字样、钤有“珊瑚阁”藏印的书籍被认定为是纳兰性德藏书的记载。然而实际上“穴研斋”、“珊瑚阁”与纳兰性德并无关系。如为清代藏书家所珍视的陆游《南唐书》、何去非《何博士备论》、黄复休《茅亭客话》等书，均为钞本，每叶鱼尾下镌有“穴研斋缮写”，因叶昌炽听好友蒋香生转述周季貺之言：“穴研装潢精美，似国初旗人之风雅好事者，或出自明相国家。”所以他在《藏书纪事诗》中将“穴研斋”附于纳兰性德名下。但是后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欣夫为《纪事诗》作补正，据沈曾植《寐叟题跋•穴研斋藏王雅宜小楷千字文真迹册跋》，考得“穴研斋”为明代无锡藏书家中书舍人秦炷的斋名，其藏书传至清代或入王府被改装，被误认为是明珠家藏。又如藏书家傅增缃在《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一中著录了影宋本《离骚集传》，卷内钤有“珊瑚阁珍藏印”，以及“永瑢”、“桐华馆”等朱文印。根据这些印鉴，傅先生考订为：“卷首钤‘珊瑚阁’印为纳兰容若，则此本或为纳兰氏抚写欤？至‘永瑢’及‘桐华馆’为高宗皇六子印，当为揆叙败后家产籍没，其遗遂流入朱邸也。”然笔者曾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刻的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又见《柏克莱加洲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著录清乾隆六年（1741）杨氏耘经楼刊刻的胡仔《渔隐丛话》等书上均钤有“珊瑚阁珍藏印”。按纳兰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怎么可能会在死后用此藏书印呢？查检有关文献发现最早记载“珊瑚阁”为纳兰容若“居处”的是震均的《天咫偶闻》，继而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把“珊瑚阁”说成是容若的“藏书处”，傅增湘沿用此说。然震均、叶昌炽均为清末民初人，距纳兰容若生活的时代较远。何况在纳兰性德及其友人的诗文作品中，从未提及到“珊瑚阁”。又据晚清藏书家杨绍和、潘祖阴等人对钤有“珊瑚阁珍藏印”的宋本《咸淳临安志》考订，“珊瑚阁”真正的主人是嘉庆年间官至两江总督的百龄（文敏），另有晚清藏书家莫友芝考订“珊瑚阁珍藏印”曰：“前人每以此为康熙间纳兰性德藏书印，然阅其刀法文字，则为嘉道间风气，当是嘉庆间百龄物，亦以珊瑚名阁者。”（见莫氏《藏目》卷十二，转自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由上所述，可见“穴研斋”、“珊瑚阁”均非纳兰性德藏书室。

    那么在纳兰性德收藏过的书籍中，是否就没有留过钤印呢？笔者以为不是。纳兰性德的藏书有钤印，但不是用“成德容若”、“楞伽山人”之类的名号印，也不是用“花间草堂”、“通志堂藏”等鉴藏印，而是用“谦牧堂藏书记”白文长方印和“谦牧堂书画记”朱文长方印。这两枚印章的主人通常被认为是纳兰性德的弟弟揆叙，而实际上最早应当是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使用的印。“谦牧”一词出于《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即君子以谦逊自处。《清史稿》载纳兰明珠“务谦和”，则“谦牧堂”当为明珠的堂号。这两枚印章后来成为纳兰家族三代人通用的藏书印，明珠首用，性德继用，揆叙又沿用，至永寿则以“谦牧堂”名义刻书，且编有《谦牧堂藏书目》。这大概也是明珠立下的家规，凡纳兰家藏书，只用此印，不用他印，因此在钤有“谦牧堂”二印的书籍上，概不见明珠、性德、揆叙等人的姓名字号及其它斋名堂号印。但由于此印在揆叙手里用的时间较长，故人们多以为“谦牧堂”是揆叙的堂号。实际上揆叙的堂号名“益戒堂”，其著有《益戒堂诗集》、《益戒堂文钞》。笔者曾翻检过这两部书，没见到有提及“谦牧堂”的诗文，但这两部书却是以“谦牧堂版”的名义刊刻出来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时期，有个别藏书家已经发现了“谦牧堂”藏书不啻是揆叙的收藏。如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著录《宋刻真文忠公读书记二十二卷》，就称此书“旧藏故相明珠家，前有谦牧堂藏书记”。张元济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著录郑樵《浃漈遗稿》、汪莘《方壶存稿》、詹初《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李曾伯《可斋杂稿》等书，书中均钤有“谦牧堂藏书记”和“谦牧堂书画记”印，但张元济在标题下注明为“纳兰容若旧藏”。笔者也发现收录清代皇宫藏书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著录了宋王崇传《童溪王先生易传》二函十二册三十卷、元赵汸撰书《春秋左氏传补注》一函三册十卷、《春秋属词》二函十册十五卷等，均钤有“谦牧堂”白文、朱文二印。而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中正收有这几种书，且卷数、版式、体例、序作者与谦牧堂藏本相合，可见它们为纳兰性德生前购置，被用作为刊刻《通志堂经解》的底本，在纳兰性德去世后，这些书被明珠呈献给了康熙皇帝。

     赵秀亭先生也曾撰文介绍，揆叙嗣子永寿编《谦牧堂藏书目》（今有道光刘氏味经书屋钞本），依千字文序列为九十四目，录书约四千种，在贵胄藏书中可与怡府明善堂交相辉映，其中包含着纳兰性德和明珠的生前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