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与南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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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教义，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也渐为国人所接受。尤其是康熙皇帝，出于安邦治国的需要，采取了开放的措施。他善待西方传教士，孜孜不倦地向他们学习，从而认识到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价值。康熙皇帝曾多次向传教士南怀仁等人请教过历法、天文、测绘、数学、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将有关的知识运用到安邦治国的实践中，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俄国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这些知识的作用。

    受康熙皇帝的影响，敏而好学的纳兰性德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亦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过庞迪西我著述的有关天主教教义的《七客》和尼金阁编撰的用罗马字注音的字汇书《耳目资》。他在康熙十二年撰写的《渌水亭杂识》中，记载了有关西人天文、历法、医药、机械等方面的知识和趣闻。读了这些文字，总觉得在纳兰性德身旁隐现着一位传教士的身影。这位传教士或许就是与康熙皇帝关系极为密切的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字勋卿，号敦佰。比利时耶稣会教士，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初在陕西传教，次年到达北京，成为执掌钦天监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重要助手，但不久就卷入到“历狱案”中。 清初，顺治皇帝十分相信西洋历法，在全国推行了由汤若望编制的西洋新法历书《时宪历》，但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其中以大学士杨光先表现的最为强烈。他向礼部呈递《正国体呈》，斥责天主教的无稽，控告汤氏“窃正朔之权于西洋”，但顺治皇帝不以为然。在顺治病逝之后，由于康熙年幼，鳌拜等专权，杨光先利用鳌拜等“不喜西士”的成见，在康熙三年(1664年)又向礼部参奏，提出汤若望有十谬。鳌拜也借机发难，宣布废弃“时宪历”，恢复使用原“大统历”，判汤若望死刑，南怀仁则进了大狱。后因孝庄皇太后的干涉而赦免汤若望的死罪，南怀仁也因此而出狱。康熙亲政后，发现时任钦天监正的杨光先不懂天文，监副吴明烜所编制的历书中也屡屡出错。于是，康熙皇帝命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去较验吴明烜与南怀仁各自依据中西历法所推算的历书。（其时汤若望已病逝）校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康熙帝当即决定为“历狱案”平反，并采用南怀仁的历书，任命南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由于明珠的关系，纳兰性德深悉这场历法之争的最后结果，所以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当然，他也可能私下进行了验证。康熙皇帝由对西洋历法的认可，进而采用了西方的计时方法。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收有《自鸣钟赋》，赋中记载了“厥初爰有自鸣之钟，创于利马豆氏”。即明代万历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以自鸣钟作为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从而打开了中国接受天主教的大门。但“自鸣钟”一直是皇宫、王府和大臣家里的摆设、玩具。真正使它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是康熙皇帝。纳兰性德在赋里说的很清楚：“帝乃命以钦天纪官司于凤鸟，易刻漏以兹钟。”所谓“钦天纪官”指得就是已执掌钦天监的南怀仁，是由他来实施用自鸣钟替代古老刻漏的计时方法。这也是纳兰性德在他作品唯一提到南怀仁的文字，尽管没有提及他的姓名。但我们从《渌水亭杂识》的文字里，能感觉到纳兰性德曾走进这位传教士观象台、实验室。请看——

    其一：

    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历历分明。

    西人测五星，谓近地二十度，虽晴时亦有清濛气，星体为此气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数，须于此气以上测之，又须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后相次而行。欲测金星，先测木星在何处，俟其西行至某度，乃于其度测水星，又于水星上测金星，乃不受清清濛之混，诚良法也。

    按：如果没有亲临观测现场，没有观摩过西人观测过程，没有使用过天文望远镜，是不会写出如此具体、准确和生动的文字。其时，偌大的北京，只有一座观象台（位置在今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西北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能有条件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象的也只有南怀仁及其属下。

    其二：

    西人医道与中国异，有黄液、白液等名。其用药，虽人参，亦以烧酒法蒸露而饮之。

    按：纳兰性德患有寒疾，几乎年年发病。《临江仙》中有“曾记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人说病宜随月减，恹恹却与春同。”等句。因此，他对西方的医药格外关注。有可能他去过天主教的医药实验室，观摩过南怀仁及其同仁制作药济的情形。

    其三：

   武侯木牛流马，古有言是小车者。西人有自行车，前轮绝小，后轮绝大，则有以高临下之势，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马乎？而坎坎曲折，大费人力也。

    按：百度“纳兰吧”吧主渌水叶子（林晓京）曾指出：据文献记载，1791年，法国人西弗拉克发明了最原始的自行车。它只有两个轮子而没传动装置，人骑在上面，需用两脚登地驱车向前滚动。但纳兰性德于1685年就去世了，他所了解到的自行车竟然比记载的出现年代还早100多年。笔者以为，纳兰性德所提到的自行车资料，有可能也得之于南怀仁。据担任过Automobile Quarterly（《机动车季刊》）的特约编辑谢尔所撰《北京的先驱者》介绍，南怀仁曾在1682年曾发明过自动车，并在北京进行了试验性的行驶。这辆自动车“由若干具有特定功能的零部件组合而成，也运用机械力推动”。1685年（也就是在纳兰性德去世那一年）南怀仁把他的发明写进了《Astronomia Europaea》 （《欧洲天文学》）著作中[注]，并得到了教皇许可出版。南怀仁既然能发明“自动车”，那么在这之先，肯定会设计出自行车。所以说，纳兰性德有可能看到过南怀仁的设计图纸和模型。顺带说一下，纳兰性德或许是提出这个“自行车”概念的第一人。虽然“自行车”发明权属于外国人，但“自行车”不是外来词，该不会是纳兰性德对这行驶工具的物理现象的理解而概括出来的吧。

    也许有人会指出，笔者所说纳兰性德与南怀仁的关系尽是些推测。笔者也承认这是推测，推测是考证的前期工作，推测有假设的成分，但不是臆测。推测是有依据的，臆测则荒诞不经，没有依据。所谓推测的依据，是笔者所取若干推测材料之间相互联系点。在史实无考的情况下，也有必要挖掘这些材料的联系点，作一些推测，说不定是为将来进一步的考订提供了一条线索，指出了一个方向。这就象刑侦破案要借助推理，考证也要借助推测。其实，纳兰性究竟与南怀仁有没有过接触，这并不重要，但是他确实和传教士有过接触，也许是和一个人有接触，也许是和几个人。总之，纳兰性德通过与传教士的接触，学习了西方的文化，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拓宽了视野，增长了才智。徐乾学在《纳兰性德墓志铭》中称墓主“间以善制器，多巧倕所不能”，现代建筑大师陈从周先生在《梓室馀墨》中言道：“此节殊可珍也，为科技史之资料”。纳兰性德“善制器”，或许是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吧。

    [注]该书的书名尽管称之为《Astronomia Europaea》，但其内容却大量的是南怀仁在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做科技工作的记述。在“Pneumatica”(《汽》）的标题下，南怀仁描述了他的自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