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先生认为：周敦颐《爱莲说》旨在寄予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他说：“王安石以智慧术数逢其君，为祸方烈，先生委之不可，争之不能，是故爱莲以闲神志”[1]。对此，拙稿《〈爱莲说〉探故》[2]以宋人度正《周敦颐年谱》记载的《爱莲说》的写作时间(写于嘉枯八年通判虔州任上)作为论据，指出《爱莲说》早在王安石开始变法(熙宁二年)前六年就已写出，其旨根本不是寄予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而是借描绘莲花的高洁品质表明作者鄙薄世俗，洁身自好的君子情操。但是也有文章认为《爱莲说》写于南康郡守任上。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初探》(第三册)就称:

他(周敦颐)在南康郡当官期间，……亲自率领属下在旧南康府署一侧，挖池种莲，名曰“爱莲池”.  荷花盛开季节，他即赴池畔观赏，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作《爱莲说》。

此外，姚登卓的《从“爱莲池”到<爱莲说>》[3]、徐新杰的《<爱莲说>与“爱莲池”》[4]也都持这个说法。

    按周敦颐知南康郡是在熙宁五年(公元1071年)o此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新法得到全面推开，而所谓反对派成员纷纷遭到贬谪、罢黜。倘若《爱莲说》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那么朱舜水之言例有几分根据。因为周敦颐的哲学理论与王安石的新学相悖，他的弟子程额、程颐又积极参予反对变法，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人物。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干脆说他“反对王石变法”[5]o然而历史史料记载中的周敦颐不仅没有任何反对或不满王安石变法的言行，而且还曾在“家书”中“称美熙宁新政”[6]，以为“上方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太平”o为了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我认为有必要将《爱莲说》的写作年代考订清楚。

    据明·正德《南康府志》记载，周敦颐确曾在南康郡圃内“凿池种莲”。但《爱莲说》是否为建“爱莲池”而写的?方志上没有提。南宋理学家朱熹有一篇《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的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现抄录如次：

    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熹得窃闻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寇乱之余访其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所在，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像、“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墨本为赠，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谨记。[7]              

    由此可知，《爱莲说》井非周敦颐为建“爱莲池”而写，而是为“其居之堂”寓名后而作。周敦颐寓名的“爱莲堂”又在何处？它是否就是朱熹文中提到的南康郡“后圃临池之馆”?明·正德《南康府志》是这样记载的：

     爱莲堂在郡圃内，周茂叔守郡时，凿池种莲，后人作堂，朱文公为书“爱莲”字。                     

    显然，南康郡的“爱莲堂”是属于纪念性质的建筑物，非周敦额所居。

    笔者以为，周敦颐寓名的“爱莲堂”应是座落在“九江府城东南三十里”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周敦颐由合州判官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途经庐山莲花峰，喜其风景秀丽，遂买田建堂于山下。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他以家乡营道(今湖南省道县)濂溪之名名之。所以称书堂为“濂溪书堂”。因莲花峰群峰簇拥，主峰突出， “望之如英蓉”[8]故后又寓堂名为“爱莲堂”。周敦颐将“其居之堂”寓名为“濂溪”和“爱莲”，在本意上是一致的。寓名为“濂溪”既有“不忘其旧之意”，同时也表明主人薄于徼福，菲于奉身，乐于素净，安于淡泊的志趣。周敦颐曾写过一首《题濂溪书堂》诗，诗云：

    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目，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窗前即畴圃，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廉朝暮箴。[9]

   “濂”与“廉”相通，宋人黄庭坚曾应周敦颐之子所求，写了一篇《濂溪辞序》。称“茂叔濯缨而乐之，筑于其上，用其平生安乐媲水而成，名曰濂溪”。据当的一些士大夫考证说濂溪“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诗于山谷，避其叔父讳，遂如以水”[10]。黄太史“乃耑指清廉为义”，认为“先生名之以自况”[11]。按《康熙字典》载；“濂……《正韵》力盐切并音廉，与溓同，曰薄也”又载：“溓……《集韵》离盐切，音廉义同。”《说文通训定声》也载；“廉，按凡洁清之义，实借为濂为俭。濂，薄也，俭约也。”可见黄庭坚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周敦颐的友人任大中在《题虞部周茂叔濂溪》诗中称誉周敦颐“廉名似溪流，万古流不休。”而志洁行廉正是《爱莲说》所崇尚的君子品质。周敦颐将“其居之堂”寓名为“爱莲”  也有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因为周敦颐出生于湖南道县，湖南古有“英蓉国”之称，湖南人爱在楚泽湘滨种植莲花，这是两千多年前楚人的遗风，《楚辞》中就有不少描绘莲花的诗句。周敦颐爱莲显然是受到楚人遗风的影响。

    周敦颐在由合州赴任虔州的途中，选在莲花峰买田建堂是有缘故的。苏轼《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云：“坐令此溪水，名以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令，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诗中称周敦颐的境遇颇似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据《宋史》载：周敦颐勤于政务，尽心职事，“一生以洗冤泽物为己任”。特别是在合州为官四年，颇有声望。但也受到佞人谗言间之。他的上司，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赵抃“疑终不释”，在他守虔州时，又把周敦颐调到虔州为通判。这件事使周敦颐萌生起引退传道的念头。于是，他在赴任虔州途中购田建堂，并对友人潘兴嗣说：“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依其中，歌咏先王之道足矣。”[12]周敦颐到了虔州，赵抃果然对他严加监视。但号称“铁面御使”的赵抃毕竟也是个廉正刚直之人，“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也，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13]可见周敦颐差点被他罢了官。“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⑧周敦颐终究是不赞成陶渊明退隐之举的。在赵抃解除了对他误解之后．，他也就打消了引退的念头，并力助赵抃治理虔州。《宋史·赵抃传》．称“虔素难治，抃御之严而不苛。召诫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  争尽力，狱以屡空。”这里当然也有周敦颐的功劳。之后，周敦颐又历任永州通判、摄邵州事、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职，直到晚年(熙宁五年，即公元1071年)他因疾求知南康郡，才归居莲花峰，第二年便病故了。周敦颐为官三十年，只有在自合州至虔州这段期间遭受到一些冷遇，《爱莲说》当由此事触发而写成的。文章中既有对正直君子的明喻，又有对势利之徒的暗讽，是作者生活的写照。度正《周敦颐年谱》称《爱莲说》写于嘉祐八年通判虔州任上，是合乎作者生活经历发展逻辑的。

    度正，字周卿，南宋合州人，少从学于朱熹，登绍熙进士，历官因子监丞，，迁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著有《夷白斋诗话》、《性善堂稿》。他编撰的《周敦颐年谱》中的资料是在朱熹“属令”下，“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15]而收集成的。其中有不少是碑刻、手帖、简札等原始性资料。朱熹《书镰溪先生〈爱莲说〉后》称敦颐曾孙直卿曾以《爱莲说》碑刻的“墨本为赠”，朱熹既然“属令”度正寻访周敦颐“同时人往还之书、唱和之诗，与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记。”是不会不让他看此“墨本”的。《周敦颐年谱》完成于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16]在这之前即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度正为考订周敦颜遗书还特地去了九江濂溪书堂，[17]因此他对《爱莲说》的写作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据《周濂溪集》卷八记载：《爱莲说》为：“春陵周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摶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月江东钱拓上石”。《年谱》也有周敦颐“在虔行县至于都、邀余抗钱建侯拓，四明沈兄圣希颜游罗岩”的记载。周敦颐还写了一首《游罗岩》诗，于嘉祐八年正月七日刻石。这首诗也收在《周濂溪集》卷八。诗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荫，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                                         

    综上所述，度正《周敦颐年谱》所载《爱莲说》写作年代确切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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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朱舜水《周濂溪像赞》载《朱舜水集》卷19.中华书局版

 [2]载《淮阴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                                            

 [3]载《语文学习》1982年第5期 

 [4]载《旅游天地》1981年第5期

 [5]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于1979年1月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第194页

 [6]蒲宗孟《周敦颐墓碣文》，转引自黄震《黄氏日钞》。参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7]《朱子大全》卷81

 [8]《明一统志》

 [9]清人何焯曰：“元公自为诗：‘名廉朝暮箴’，则濂溪之义，当如苏诗黄序矣。”转引自清人冯应榴《苏文忠诗合传注》

 [10]邹旉《濂溪辞序》

 [11]度正《周敦颐年谱》

 [12]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

 [13][14]《周濂溪集》卷8.商务印书馆出版

 [15]度正《书濂溪目录后》.见栾桂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

 [16]度正《周敦颐年谱序》

 [17]度正《留题九江濂溪书堂》，载《周濂溪集》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