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长城

作者周慎宝

钢城境内残存着许多用于防御和避难的土圩和山寨，其中最古老的山寨当属鲁长城废弃后用长城石料修筑的山寨。这些山寨形成了境内一条历史内涵丰厚的文化带。

据《大众日报（数字报）》载：春秋时期的“齐鲁之界”由牟汶河北部山区的齐鲁故界齐长城段退缩至牟汶河南部山区。鲁国“汶阳之田”的复失,导致齐鲁之界南移至牟汶河一线。颜庄村南、牟汶河以西曾立有“齐鲁界”碑，解放后被毁。此碑应属齐鲁地界南移的标志。公元前659年,《左传·僖公元年》载:“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这说明,鲁僖公即位之后,将“汶阳之田”分封给了当时的鲁相季友。这“汶阳之田”指的就是与齐地接壤的牟汶河上游以北的土地。据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载：“牟汶，在（莱芜）县正南三十里。水发香水湾、鹏山泉、合赵家泉至盘龙庄（在牟汶河北岸，与牟城相邻），即古汶阳田，合浯汶（在县东南四十里，发海眼泉，与莲花池合流西去，春秋归汶阳田）西流”。据《莱芜文物》载：“汶阳遗址位于莱芜市莱城区街道办事处汶阳村。1980年3月发现。遗址在汶河之阳的高台地上，距地面有0.5-1.0米的文化层。文化层中采集到石器、玉器、蚌器、陶器等标本。汶阳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为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5500——4000年”。由此可见，“汶阳之田”在相邻的牟国附近无疑。

时至公元前611年,《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公有疾。”正当鲁文公重病在身之时,外患接踵而至。《左传·文公十七年》曾有“齐侯伐我北鄙”的记载。次年,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即去世。鲁文公十七年的这次“齐侯伐我北鄙”,其后果到底如何?《春秋左传》中却隐而未提。其实,在这次侵伐中,“汶阳之田”被齐国侵占了。这也是有史料依据的。鲁文公病逝后,次年正月,鲁宣公即位。五月,鲁宣公就前往“汶阳之田”上的“平州”(泰山牟县西)拜会齐惠公,“事毕,宣公辞齐侯回鲁”。这是《东周列国志》中的记载。《左传》中也明确记载了“平州”拜会的目的,即“会于平州,以定公位”。以上史料证明,此时“平州”所在的“汶阳之田”,已经隶属于齐国了。伴随着“汶阳之田”的失陷,齐鲁之界也就南移到了牟汶河一线。唇亡齿寒,这时的牟汶河南畔便成了鲁国的北部边陲,这也就为其后发生在“鲁北之鄙”的事件确定了区域范围。

　　齐国侵占“汶阳之田”后,鲁国的北部边陲相对平静了二十来年。至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顷公也开始了对北鄙的侵伐。《左传·成公二年》载:“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最后,鲁军守城将士全部战死“龙山城”。这就是春秋史上“龙邑”攻守战的主要经过。（龙山城位于莱芜市莱城区云台山以东、牟汶河南部的龙山上。）

　　从此次“齐侯伐我北鄙”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平阴”与“龙邑”相邻,且“平阴之地”在北,“龙邑之地”在南,两地都在牟汶河以南的鲁之北鄙；龙邑大战时,龙山城有城门、城墙等完整的城防工事；有“龙山城”必定有“龙山”,齐军历时三昼夜才攻克石筑的龙山城,战后不会倒塌或毁损得毫无踪迹。“龙山城”遗址的发现,证明鲁长城防线形成于“龙山城攻守战”之前。

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当鲁国的“汶阳之田”再次被齐国占据以后,面对强齐,鲁国无力收复“汶阳之田”。而区区牟汶河又难以形成齐国南侵的天堑,牟汶河南部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此情势下,如何采取措施防止国土的再度丢失,已然成为鲁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牟汶河南部群山绵亘,是牟汶河平原南面的制高点,也是其南侧柴汶河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齐军占据了这一战略要地,其南面的柴汶河平原也将无险可守。

《左传·宣公八年》记载的“宣公八年,冬,城平阳。书,时也”。业已证明,鲁国当时修筑的城防工程,就是先从这一要塞部位开始的。这不仅仅是合于农闲之时令,更重要的原因是合于时局的。这也说明,鲁国是在离牟汶河防线尚有四五公里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开始在牟汶河南部山区修筑鲁长城防线的。

防御历来是弱国的本能,鲁长城就是这种本能的产物。鲁长城防线,从公元前601年到公元前500年,为鲁国履行了长达百年的防御使命。直到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会盟”之后,鲁国又收复了鲁长城防线以北的所有失地,齐鲁之界才又回到了齐鲁故界，也就是齐鲁之界由鲁长城又回到了牟国以北的齐长城。从此,它就在曾经的齐鲁界上默守着那段历史了。

据《中国文物报》载：2009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莱芜市文物办协同山东大学共同对这些城防工程进行了细致的探查,经过谨慎地分析研究,证实了齐鲁之界上鲁长城遗迹的客观存在。

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于2009年3月28日组织省内专家召开了小型现场研讨会，就莱芜段新发现长城的年代与性质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通过现场考察和实物观摩，对于此项发现给予了肯定。考古学家张学海认为，从现存鲁长城的建筑方法和高度、宽度判断，其使用时间不长，可能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建成使用不久即被废弃。与齐长城相比，其墙体较窄，体量较小，其功能，除了考虑防御北部劲敌齐国之外，更应关注其经济上的功能，即城墙和城堡的“关口”征税功能。。《左传》文公二年有鲁国“废六关”之记载，《孟子•公孙丑》记述古制“关讥而不征”，强调的都是关口的经济功能。

在莱芜市南部山区北侧的钢城区境内各山口要道上,至今仍残存着一些古城门与古城墙遗迹；在与之相连的各山头制高点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堡、营盘、瞭望口、烽火台等古代军事设施。

境内的鲁长城西起莱城区南部山坡，经过钢城区颜庄镇的韭菜崮、九龙山埠东村南的泉水峪两侧山坡，向东沿徂徕山余脉蜿蜒分布，东至钢城区的黄羊山与青羊崮一带，全长30余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通论》载：长城遗迹均位于山岭北侧，由石砌的城墙与城堡组成。在埠东南一带保存较好。城墙存高一般约1米，高处可达2米以上；厚1．2米至2．8米，较厚处以石砌城墙中间夹杂沙土碎石。城墙多修筑于两山之间的平缓地带，山顶之上构筑城堡和防卫哨所，悬崖绝壁之处往往借助自然天险。城堡多呈圆形或近圆形，居于山顶最高处，由2个至3个城圈依山势修建。城堡内中央部位常见有圆形或方形石砌建筑。城堡的四角或拐弯处常发现有面积较小的圆形哨所遗迹。墙体保存较好的哨所在北壁上可见嘹望口。城墙和城堡多就地取材，利用山顶石料垒砌而成。根据现有的走向来看，鲁长城向东、西方向沿山势伸入泰安市境内。

在长城遗迹所经过的山顶及山下关口附近发现多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为长城的年代提供了依据。采集陶片的可辨识器形有陶鬲、陶盆、陶罐和豆盘等，年代范围大多在春秋晚期 “至战国时期(山下遗址年代范围上限可到西周晚期)。发现遗物的山顶遗址有钢城区境内的葫芦山西山、黄羊山和青羊崮等。《水经注》载：“牟汶出牟县（牟国）西南阜下，俗谓之葫芦最，古人谓之葫芦空”。山顶重修观音堂碑载：“此山东北距牟城三十里，即今为芦城（硬为钢城区赵家泉村）者是也。而此山见邑志为葫芦山，宁北水经所云葫芦最耶。梢云冠峨，汶川带绕，孤峰拔地，巍为蒙莱两地。。。。。。”。山上另一寨碑曰：此山“汶水环抱，秀茸特出。且东有黄羊九顶山，西有九龙三尖崮，彼此辉映，左右夹辅。。。。。。”。这里是颜庄“齐鲁界”碑以南、“鲁之北鄙”之要塞，实属一个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青羊崮遗址还发现有厚约30厘米的文化层堆积：紧邻长城的山下遗址则包括在颜庄镇柳桥峪等村。普查队在重点复查中对峪门山和青羊崮城堡内的2座小型房屋进行了局部清理。在后者房屋垫土内发现原生堆积，出土的陶片和玉璜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发现的境内长城遗迹，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段长城遗迹北距齐长城遗址七八十公里，两者之间为汶河支流牟汶河冲积平原。这一地区是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的交界之地，齐鲁两国之间的战争(如长勺之战和艾陵之战)与会盟(夹谷之会)就发生在这一区域之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此次发现的长城的修筑方式和走向来看。主要是修筑于山岭的北坡，且与齐长城大体平行，应该是鲁国为了防御北面的齐国而修建的。
　　普查队员通过走访群众、查找史志与现场调查发现，这段鲁长城。尤其是山顶上的城堡遗址多处曾经过后代重复利用。这些经过重复利用被称为“山寨”的后代遗迹大多保存较好，建造风格与鲁长城迥然相异，易于判明。
    鲁长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史可考的、最原始的山岭长城。它的发现,将我国的长城史推进到了春秋中期。可以说,对鲁长城防线起建时间和历史背景的探明,以及对“龙山城”、“平阳城”等春秋遗迹的证实,将会弥补两千多年来“只见史书记载,而无实处可寻”的历史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