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朋友、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跟我聊起了《唐山大地震》，我说我不看好，然后吧啦吧啦陈述了一通理由。我的朋友反驳说，他觉得作为一部故事片挺好看的，虽然总策划是该市现任市委书记，虽然是主旋律，但“至少看了不觉得恶心吧”。我于是又吧啦吧啦陈述了一通理由，然后他只好说，“我只是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
    好吧。我想他的意思是，我对一部片子苛求了。在我上上篇博文以愤青的姿态批评了这部影片之后，也有一位好心的网友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这部片子不是命题作文，不叫“唐山大地震”而是叫“余震”、“重建”或别的随便什么，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警惕。为什么要叫“唐山大地震”呢？这个故事发生在任何一个灾难场景都可以的——一场洪水，一次海啸，或者像最近的舟曲泥石流。事实上，片子里除了开头用了短短一些地震场景之外，故事的发展跟那场杀死20多万人的灾难、跟那样一个独特的年代没有一丢丢本质上的关联——它借用了那场地震，却也成功绕过了那场地震。
    我绝非想玩文字游戏，只是认为，这一名之差的背后，其实有一条人们有意无意在忽略的界线。唐山市政府投了大钱的，据媒体报道说，它一定坚持要用《唐山大地震》，这是它要坚守的底线。其中道理，不说自明。因而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不是应该算作一部政府公关片？因为公关，所以故事要温暖；因为公关，所以只讲重建不讲反思；因为公关，政府参与并干涉了整个制作过程。否则的话，既然要拍唐山大地震，且要拍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断然不是这么个拍法。
    我愿意在心里为“电影”保留一块纯粹些的位置，而不愿将这样的政府公关片归入“电影”的行列。就像某电视台每天晚上7点播出的节目，虽然冠以“新闻”之名，但其实不该被纳入“新闻”的行列，而应该叫“宣传联播”。
    当然政府组织可以搞公关做广告，公关片和广告片也可以极尽其能搞得很艺术，但至少俺们坐在台下的心里得明白：这就是广告公关。可不幸的是，人们却真的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了，而且还那么慷慨地奉献了超过5亿的票房，共同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新纪录。这真是我们这儿的特有奇迹。
    不过也难怪，我们历来对于政府和公权力在背后上下其手、设定规则的玩意儿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还没习惯独立与非独立的概念分野。既然“宣传”可以伪装成“新闻”，既然半个世纪的“新闻”史几乎可算一部官家“软文”史（过去只有极少量的新闻淹没在软文中，而近些年来市场化的所谓非主流媒体的崛起逐渐带来新闻的兴盛），那么政府公关片也就可以伪装成“电影”。
    而且如今这种伪装还有了新改进，一改过去僵硬、呆板的面孔，用三贴近的调调将宣传和公关的意图隐蔽起来，让人们乐颠颠地掏钱包。从委婉叙事的《张思德》，到豪华阵容的《建国大业》，到《第一书记》，再到《唐山大地震》，这股浪潮真是风起云涌。
    可是公关片就是公关片，不会因为它很艺术就成了艺术片，也不会因为它穿上所谓商业化的马甲就真成了商业片。
    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搞公关，但它们的公关产品都呆在该呆的地方。不像咱们这儿，没有界线。这条界线人们如此难以辨清，以至就连我那位资深媒体人朋友也被一时蒙蔽。我们真的太吃这一套了。但这条界线不会因为我们分不清就不存在，往深里说这其实是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的本质分野。所以我宁愿这个社会多一些“恶俗”的商业烂片，也不愿看到制作精良的主旋律（主旋律就是公关片的别名）兴旺发达。
    也是前几天，另一个媒体朋友欢欣鼓舞地说《唐山大地震》没准能在国际上得个大奖，我心里想，千万别，这样一部片子，要真得了国际奖那也不亚于一场灾难，也就是让我们的有关部门发个华表金鸡啥的自娱自乐吧。
    但话虽如此，我想我还是苛求冯小刚了。这么多年里有多少人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条界线，又有多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权力作着粉饰。我难道就不曾参与过官家“软文”史吗？说到底，无处不在的权力，就是我们生活的悲哀的底色，我凭什么要求别人非得勇敢地跟权力说白白，然后跑到权力照耀不到的地方去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