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作者试图通过解放、个性、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鲍曼首先从物理学意义上对“流体”（liquid）的“流动性”（fluidity）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因此，鲍曼强调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说法表面上与福柯的“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针锋相对，但从二者对“瓦解传统”的基本态度看，他们的观点却又存在着惊人相似性。

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稳固的现代性时期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则是劳动和资本相互分离的时代。一方面，资本可以“轻装上阵”，它可以随地停留，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资本仅仅意味着一个装有手提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另一方面，劳动依旧像过去那样是静止的，但是，它曾经希望永久停留的那个地方却失去了昔日的稳固。鲍曼认为，如果说在稳固的现代性时期资本要结合的是生产者，那么，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它要结合的则是消费者，毕竟，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因此，资本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和利润，就必须依靠消费者，而且其路线受到了消费者在场或缺失的影响，受到了消费者数量和规模的影响。

在沉重的现代性时代，“进步”意味着放弃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寻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这时，支配意味着直接而密切的干预，意味着领土征服、兼并和殖民。在轻灵的现代性时期，流动的现代性支配游戏不是在“较大者”和“较小者”之间，而是在“较快者”和“较慢者”之间进行。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当速度占据支配地位时，作为常量的空间必然在作为“变量”的时间面前失去往日的神圣性。“领土的占有、利用和殖民”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换言之，它由资产变成了债务。（郇建立：《现代性的两种形态——解读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齐格蒙特·鲍曼在《短暂的生存》一节中，引用了居伊·德波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需要忘记过去，不再相信未来。

不过，鲍曼还是坚持认为：“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信赖,就此范围来说,已经成了两大支柱,是短暂性和持续性之间、人的必死性和人类成就的不朽性之间,还有承担责任和得过且过之间,所有这些对立物之间的文化、道德纽带依赖的两大支柱。”（P202）

鲍曼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说法，源于他对现代性的二分学说，及固定的（沉重的）现代性与流动的（轻灵的）现代性。前者以洛克菲勒为代表，后者以比尔·盖茨为代表。他说：洛克菲勒可能希望他的工厂、铁路和油井变得更大起来,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长久地拥有它们(其实是永久地拥有它们,如果人们是根据人或人的家庭生活的持续时间来度量时间的话)。比尔·盖茨放弃昨天曾令他自豪的职业时,他并不会感到遗憾;在今天,是商品令人难以想象的流通、成熟、倾销和更替的速度一一而不是商品的经久耐用和持久的可靠性一一给业主带来利润。与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引人注目不同的是,今天,强人们憎恶、躲避持久性的东西,并珍爱短暂性的事物,然而,却是那些失败者——尽管有极大的困难——正在激烈地抗争,以使他们微不足道、没有价值、昙花一现的所有权持续得更久一点,并提供更为长久的服务。这两种人,通常成了旧货或二手货拍卖市场不期而遇的相对的一方。（P20）

人们对比尔·盖茨的个性风度、谈吐举止和他公开表达的生活信念印象深刻。在鲍曼看来，比尔·盖茨绝不会对某些固定不变的东西深深地着迷。他的产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推出,然后同样迅速地消失。洛克菲勒则恰恰相反。盖茨一再重申,他宁可将自己置于可能性的网络中,而不愿让自己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工作中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失去勇气。在鲍曼看来，盖茨打动人的地方是他的从容大方、坦率直言,甚至是他感到自豪的“毁灭自己创造的东西,只满足目前片刻之需”的决断力。盖茨看起来是一个“在位置的变换之中取得成功”的选手。他非常谨慎,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情感(尤其是情感上的依附，这让人想起了马克斯·韦伯的那句颇有争议的名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比尔·盖茨不会持续地参与任何事情,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创造。既然没有任何一次转变会让他长期地向同一个方向走下去,而且既然离开原定途径或是重新回头,依然是民期直接可行的选择,那么他就根本不会担心自己作出了错误的改变我们可以那样说,除了可得到的机会范围的扩大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积聚成或形成他的生活轨迹:机车刚刚向前移动几步,铁路就被摧毁了,脚印就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东西刚放到一起,它们就土崩瓦解了——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忘记。（P194-195）

基于上述认识，鲍曼把这个时代成为“瞬时性”的时代。这个瞬时性时代深受“理性选择”的青睐。注重瞬时性的理性选择意味着“要追求一种满足，可是又要回避它的后果”，尤其是要回避那些后果可能意味的和包含的责任。今天持久性的满足是在以明天的满足机会作抵押。持久性由财富变成了一个负担；规模庞大和笨拙沉重的任何事物一一那些阻碍、限制了运动变化的任何事物——也可以这么说。巨大的车间和臃肿的躯架已经不再时兴；它们曾经是那些东西主人的力量和权势的见证;现在它们却预示着在下一轮的增速中的失败,并因而标志着一种无能。适宜移动的纤弱的躯体,轻便的衣服和运动鞋, 移动式电话,便携式、一次性的东西一一这些都是注重瞬时性的时代的主要的文明的标志。重量和规模,首先是对二者的增加都持抱怨态度的胖子(字面意义上的或引申意义上的) ,在分担着持久性的命运、它们都是人们应该当心和反抗,并且最好是避开它们的危险因素。（P201）

尽管鲍曼对两种现代性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比较与评说，但他的立场却是相当明确的，他在为流动性欢呼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既有传统的信任：“人们很难想象出一种对持久性表示冷模并避免持久性的文明。与此类似,人们也很难想象出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后果表示冷漠,并对它的那些加在别人身上的影响不承担责任的伦理道德观。瞬时性的降临,将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伦理引领到了一片没加标注的、未加开垦的版图,在那片领土上,学到的处理生活事务的大多数习惯,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和意义。”（P20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才借用了居伊·德波上述玄妙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