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是儒家伦理学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孔子。孔子认为，文质兼备是君子人格和形象的结构性特征。

质、文关系首先是身与心、生命与文化的关系。“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提出的人性论命题，认为人的先天具有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文化习染的作用而有不同特点的社会本性。所谓质，指的就是人的这种自然本性或天性，即人的身体机能，感性、需要等，它是人格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所谓文，指的是人通过学习——与教化、环境的互相作用——养成崇高完美的人格。生命是本，文化是魂。亦如荀子所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荀子•礼论》）。孔子对“文”有一个富有特色的解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一方面肯定人的感性、需要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突出学习和文化的价值。孔子强调质、文不可以相胜，而应协调发展，“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彬，即文质兼备的意思。汉代许慎认为“份”是“彬”之古文，“份：文质备也。从人分声，《论语》曰‘文质份份’。”（《说文•人部》）文与质协调发展是孔子君子人格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

在孔子看来，人或生命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他将人的生性或自然素质比喻为缣帛（色白）一类的绘画材料，只有通过文化加工才能生成新颖完美的图画（《论语•八佾》）。人格作为决定人的典型行为方式的动力结构,包含物理的和精神的两种系统。人的自然感受、情欲等，需要节制和和引导，从而需要建立一种个人的自我调节和控制的机制，以防止感性、情欲不经过自我调控机制允准而擅自行动。这是个体社会化、人文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心目中的这种个人的自我调节和控制的机制与外部强制无关，而是基于主体的自觉，即植根于心的德性。外在的（自然、社会的）矩则通过“内化”融入了主体的情意结构，进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做人的最高境界。孔子讲 “学”和“文”，即以养成自由、和谐的心灵为旨归。这是孔子儒学作为修身之学、心性之学的特点，并成为儒家的久远的学术传统和实践指向。

孔子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论述了人的毕生发展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从心所欲”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做我所想要做的”，这也是“自由”的心理学概念。矩，即外在的规则、秩序，人的“从心所欲”不是因为它不受任何矩则的约束和限制，而是通过“内化”使外在的矩则内化为主体的自觉，并由矩则意识进一步转化为本能意识，从而使自然感受和道德律令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孔子看来，人的感觉能力、感性智慧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耳顺”即代表人的感觉能力和感性智慧，是通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境界的必由之路。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这样解释“耳顺”的认识论特点：“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耳顺”之知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声入心通，无所违逆”，即接收和理解信息具有敏锐性、深刻性和完整性的特点，还体现在整个认知过程具有直接、迅速、有效的特点，即 “不思而得”，它不是诉诸逻辑思维，而是诉诸直觉、顿悟和本能。有如当你开车到达交通路口遇见红灯亮时，自然会立即刹车一样，从接受信息到认知判断到采取行动，也许不到1秒钟的时间，却完成了一次复杂的生理与心理过程，完全是你的本能和潜意识在发挥作用。“耳顺”既是感觉的，又是超感觉的；在感觉、感性中沉潜着理智、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只从认识论更是从人类本体论上讲感性智慧。人类的感觉器官，既是接受来自外界和内部信息的一种生理装置，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装置。自由与其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根本上是一个怎样选择和行动的问题。“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人的“从心所欲”不是因为它不受任何矩则的约束和限制，而是取决于人对规则、必然的遵循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并在实践中感到快乐。孔子的人格发展模式，实际上揭示了人格发展的三重境界：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新的感性——悟性或慧性。理想人格是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发展。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感觉的敏锐性或感性智慧，重视人的悟性或慧性。“闻而知之，圣也。”（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繁写体的“聖”字，从耳从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圣意识对人的感性智慧、悟性或慧性的重视。只有圣人才能完全达到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陆九渊在《论语说》中说：“仁，人心也，从心所欲不逾距，此圣人之尽仁也。”这也是主体身心内外和谐的深层次原因。达到极端的仁，还意味着对道德价值的超越，个人与宇宙同一，即所谓“天人合一”。人因此才可能真正成为具有不忧之仁、不惑之知、不惧之勇的君子。儒家以圣人为做人的最高成就，“希圣”则是君子的终极价值追求。也因此，君子人格是一个极富内在张力的结构。

质、文关系，还是德性与礼文、主体的内在素质与外在形象的关系。孔子强调君子人格养成的关键是植根于心的德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但另一方面，孔子肯定礼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文明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慎勇直皆为美德，旦须以“礼”作指导，如果无礼以为之节文，则仅见劳葸乱绞。君子崇高优美的人格，应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是从心灵到语言、行为、仪态等的美的综合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宋、元以降，“文质彬彬”往往用以形容人的行为文雅有礼，窄化了它原本的丰富的人文内涵。但是，文明礼仪的缺失，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插队抢位、衣冠不整等不文明现象，只会自损人格，在国际交往中则会有损国格。讲究文明礼仪，是彰显人的形象和风度，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不可或缺的。承接传统文化的精髓，建立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礼仪、礼节、礼貌规范，形成良好的言行举止和礼让宽容的社会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在受动与能动的辩证关系上，只有“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自由本身具有人类本体论意义。自由与规则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不仅意味着对规则的接受和顺守，也意味着在“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既有规则的审视、批判和创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辞》），以人为本，以化为用，修身以仁，向善而化，追求“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荀子说：“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文质兼备，既是对君子的素质定位和人格教育的标准，也是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孔子文质兼备、协调发展的思想，包括重视人的情意建构和感性智慧的塑造的思想，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