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是对应物象形的艺术原则的突破和补充。于是，在艺术世界里，同样的描写对象和现象，往往显示出迥异的色相和情调。

同是描写太阳，《长江三日》的作者，引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在《静静的顿河》里，读者看到的却是“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前者是应物敷彩，属常态描写；后者则属变形，是反常彩绘。

人脑中的反映不是镜子式的反映，把心理映像对外部世界的依存性绝对化，也难免不失之荒谬。文艺创作并非是对描写对象和现象的自然原初的形态的复制，而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或者说，是对象的心灵化，心灵的对象化。它是体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情感—意志的创造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形象显现。创作过程，是知、情、意等多种心理因素，包括主体的过去经验、心理定势和当前状态（情境）刺激、直觉和灵感等的积极参与、交互作用的过程。在“主体—客体”系统中，作为艺术实践主体的人始终处于主导的和积极的方面。“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道出了艺术本体的构成和创作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因此，即使是应物象形，也必然表现出对现实表象的某种“变形”：综合和分解，突破和超越。马蒂斯的《舞蹈》，毕加索的《格尼卡》，固然是变形的艺术表现，齐白石笔下的虾，李苦禅图绘的鹰，又何尝没有包含“变形”的因素！那栩栩如生的虾，就综合了不同种类的虾，如青虾、龙虾、对虾的特征；那雄健的苍鹰，显然融进了雕和隼的神韵，方拙遒劲的用笔就传达出变形的韵味。同样，从“金黄色朝阳”的描写中，读者不难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愉快感，对于自然的热烈的恋情，人与自然富有诗意的和谐美。在这里，太阳，不再是与人“隔膜”的了——只是银河系的恒星之一，一个比地球大130万倍的炽热的气球体，而使你感到它异常亲近。正是主体在创作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摒弃艺术与对象形态的简单同一性，从而赋予艺术以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在这一点上，变形作为美学范畴，在艺术创造中，有着极为普遍的意义。

狭义的变形，则是赋予客体以主体形式，或者说生活心灵化得到一种独特现象，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它是创作主体故作反常之举，改变描写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彩、比例，以新异、强烈的刺激性和复杂的情感体验，使读者惊奇、震惊，使作品产生更大的审美感染力。

变形的表现形态，百态千姿，充满着奇情异趣。并且作为艺术手段，不只为现代派文学所专擅。

它可以是对象空间位置的变形，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里对“白发”的绘状。

时间也常被浓缩和延长。“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漫长的时间系列便被浓缩进了短暂的朝暮变化之中。

用变形的手法绘人物肖像：“两手搭在髀间”，“张着两脚”的豆腐西施，出现在作家的笔下竟“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变形，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它不仅通过改变对象自然原初的形式、色彩、比例，体现主体意识，而且将主体的情感、情绪直接投射、移注给对象，使之成为人类生命和人格的表现与象征，或者利用超自然现象作为变形的载体，花妖狐魅、神魔精怪，畸人异形；寓言、传奇、志怪、魔幻、写风俗画面，绘人情世态。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人异化为物，正是社会异化的本质的反映。《西游记》、《聊斋志异》中的叙述，无不使读者联想世俗社会生活。

不同的艺术种类、流派和体裁，运用变形方法也大不一样。但是，无论何种变形都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和原则。所谓“反常合道”，也就是符合艺术美创造的规律，符合审美心理的规律，并且体现简化、象征、认同诸原则。

符合艺术美创造规律的变形，意味着艺术与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辩证解决；虽然它显然不同于应物象形的形式，适度的变形，有利于增强作品描写的新异性和智慧感，显得奇诡瑰丽，含蓄、深沉。适度的变形，使艺术对于对象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曾这样论绘画，他说，不似是“欺世”，太似是“媚俗”。这原则不仅适合于绘画艺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应物象形，在似中有不似；变形艺术，则在不似中有似，因侧重点不同而各领风骚，趣味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