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与姜夔同是南宋词坛的两大巨匠，一以豪迈奔放著称,一以骚雅清劲享誉，分别开创了稼轩体和姜尧章体（又称白石体），并不断被人称引和模仿。两人虽然词风殊异，但两者的词作却仍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和联系。

一、写作风格方面：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道：“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由于南宋社会里具体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创作思潮的不同，南宋后期词的风格和流派并没有简单地回复到北宋晚期以婉约为正宗的柔媚绮靡的状态和格局里去，而是旧中有新、有因有创地出现了一个众派并立的多元格局。辛弃疾在对苏轼的承袭中开创的具有集大成性质的稼轩体，不但在思想特质上堪称南宋时期民族正气和时代精神的代表，而且在艺术上较全面地继承了词体文学、甚至于所有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南北词风和刚柔之美的融合。面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辛弃疾的巨大成就，使得其之后的词人都不能再简单重复过去“花间”和柳、周的老路，而只能在其与稼轩体之间去开辟第三条道路。姜夔自然也不例外。

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姜夔的开创新体之功主要在于其斟酌取舍于传统的刚、柔两级与浓丽、清疏两美之间，熔铸出一种刚柔适中、亦清亦丽、骚雅清劲而有韵度高绝的艺术风格。他对周邦彦与辛弃疾两家都有取舍，并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观念创造了第三派。白石对周词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仍有因革：继承其浑厚和雅、研词炼句、讲究章法结构；继承其音律协婉、协乐可歌；舍弃其风格的软媚和色泽的秾丽，变其软媚为骚雅清劲，变其秾丽为疏淡空远。白石与稼轩却有同气相通之处，他与稼轩有直接的朋友交往关系，正是上仰慕稼轩，艺术趣味亦有合拍之处，其一些感怀身世之作，有不同程度的稼轩沉郁雄健的风格因素的渗入。但总的看来，其对稼轩体主要是取其清劲之气而不取其激烈浓挚之情，学其风骨凛然之长而不学其粗狂直率之态。故谭献《复堂词话》云：“白石稼轩，同音笙磬，但清脆与镗塔异响。”缪钺先生论其词也说：“若比稼轩豪宕作，笙箫钟鼓不同音。”

二、关心时政方面：姜夔并非不关心时事政治的世外人，只是姜夔所生活的时代，宋金对峙已成为定局，南宋再也无力恢复故土，当权者忘怀国耻，一味歌舞河山，江南大地士气泄沓、死气沉沉。在这种政治文化气候下，像姜夔这样多才多艺却清高自恃的文士更加感到出路之艰难。他只能一边感叹着“文章信美知何用”（《玲珑四犯》），一边有不得不奔走于权门，低首于科场，以求一售其才。但却一直不为朝廷所用，被迫浪迹于江湖之中，以“野云孤飞”式的半隐居、半游食的生活方式了其一生。他未曾沦入社会下寮，因而没有更深广地接触一般民众的生活，也未曾跻身仕宦阶层而参与军国大政，因而也无从像辛弃疾一样滋生匡时济世的才略和在事功上有所建树，而只成为了一个飘荡于江湖山林而无所归依的清客式的人物。这使得他的创作审美活动不可能如辛弃疾这样事功型、英雄志士型的豪杰人物一样发雄狮之吼、抒风云之怀，而只能“仗酒跋清愁，花销英气”（《翠楼吟》），表现他那一个阶级文士所特有的风神意态和喜怒悲欢。因此姜夔得词作洗华靡而摒粗豪，别创清疏飘逸、幽洁劲瘦之体，用以抒写自己作为浊世之清客、出尘之高士的幽怀雅韵与家国之感。正如郭麐（lìn）在《灵芬馆词话》中评姜夔词风:“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罄，如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

但在涉及国家民族的关键问题上，姜夔一直是倾向抗战派的，其一生所交结的名公巨卿如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京镗等，几乎都是当时爱国抗战的领袖人物，由此可见其政治倾向与品节，特别是他对辛弃疾的钦佩和敬仰。刘熙载亦在《艺概·词曲概》中谓：“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阙，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这是在嘉泰三、四年间（1203-1204），辛弃疾被当局起用筹措北伐，姜夔作词以示激励，曾在词中盛赞其为“前身诸葛”，并有意识效仿辛弃疾作词，其所唱和的四首词更纯然一副稼轩风体貌。此间二人酬唱甚欢，稼轩亦“深服其长短句”。

三、思想意识方面：有宋一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杂糅成为了时代风气，辛弃疾和姜夔也同样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思想意识上都体现了这三家思想的痕迹。、

1、儒家思想的影响： 辛弃疾出生在历城（山东济南)，那里是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域。他的文化心理、人格品质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曾自称“孔之徒”，创作中常用《论语》、《孟子》、《礼记》、《易经》中的原话原意隐括入词，明显地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崇拜。并且，他从小就受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再加之其与身俱来的英雄豪杰意识，使得他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厚的保家卫国意识。不论其早年晚年，也不论其官位的高低，他始终心系国家民族的兴亡。其文化心理和人格特质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始终将儒学思想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召唤，将挽救天下危亡视为己任，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以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终生，直至临死之前仍高呼“杀贼”。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深深刻印。

姜夔作为一名儒生，秉承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以精于礼乐而得到朱熹赞赏，并进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希翼能够入世为官，但结果却只是“诏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颇精，留书以备采择”。第二年，他又向朝廷上《圣宋铙歌》十四章，终得下诏免解，应试礼部，却惜其未中，从此便一生不再靠近政治，不再挂念“遇与不遇”。此后，张鉴念其困顿，想出资替他买官，被姜夔拒绝；参知政事张严欲辟他为属官，亦辞谢不就，充分体现出一名儒生应有的清高傲洁的人格。然白石虽政治失意，其内心深处仍旧不乏对国家危亡的忧虑以及深深的爱国之思。从其作品内容来看, 姜白石现存词作约八十余首，其享誉盛名的《扬州慢》，“黍离之悲”感人甚深。《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翠楼吟》、《满江红》、《凄凉犯》、《齐天乐》、《汉宫春》亦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白石的忧国之思。

2、道家思想的影响：古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多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进取无望的情况下，多退而隐，以道家思想求解脱。

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稼轩南归之后屡被统治者排挤废弃，使其为国建功立业的热望总是事与愿违，空怀壮志却难以伸展，只能悲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既然稼轩积极用世的思想受制于惨痛的客观现实，为了消解这种人生困境所带来的内心矛盾、痛苦和挣扎，他便追效庄子与陶渊明，力图通过文化精神的修养，建立一种超旷闲适的心境，来与其哀愤侘傺的情感世界相抗衡，以消解自己英雄失路、功业不成的悲情。他尝自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体现出对道家思想的浓厚兴趣，其词作也从多方面表现出他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接受与认同：思想情感上，他因家国、时势的悲慨与庄子的“天下”、“万世”之悲悯产生共鸣共振，清人周济最能从稼轩际遇把握其大概：“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 而清人胡文英堪称真知庄子者，其《庄子独见》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此亦稼轩之哀矣。处世态度上，他力图以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处境，“齐物我”以求解脱，但他终究不是庄子，亦愧渊明，达观自适之外仍常露出苦恼压抑的自嘲的笑。处世方法上，他吸取庄子“安时处顺”的生存智慧以应对孤危的处境，清醒地了解社会现实，也深知自己的无奈, 所以听天由命、安时处顺，但他终究是矛盾着的；退闲之后，庄子崇尚自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观念又对他的山水词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出他与山水花鸟的物我两忘与山林皋壤之乐。

姜白石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生活的江西是宋代道教文化的中心区域，这样的地域文化对姜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在为人、审美、写词方法颇具有一种道家倾向。宋光宗绍熙元年，姜夔曾卜居苕溪白石洞下，时人潘柽遂以“白石道人”称之，其本人的《诗集》中也有诗句述于此，姜夔对“白石道人”一名也不辞却，自己的诗集、词集、诗论集中均以此署名。刘熙载《艺概》云：“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揖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盖为近之。”在这里，刘熙载连用了三个喻体来形容白石词之风韵，如琴声婉妙、如梅花清高、如藐姑仙人，这三个喻体均给人超越世俗人生的印象，更何况藐姑仙人正是出自道家典故。南宋末张炎《词源》就说：“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暗香》、《疏影》……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说：“白石词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独有千古。”

3、佛家思想的影响：稼轩和白石生活的时代，正当宋代文士禅悦之气风行时。其间，由于民族灾难使得更多的士人选择到佛学中去寻求素静的精神家园，一时间与禅僧交往或成为信徒居士的著名文士众多。他们或奉佛参禅、或与名僧交往、或做禅诗，学佛理禅的兴盛之势虽较之高峰时期的北宋中后期有所收敛，但佛禅仍渗入在文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食粮和公共交往不可或缺的文化时尚。

稼轩喜禅，当时的友人即已谈及，“向来抵掌,未必总谈空。”（陈珌《六州歌头·送辛稼轩》）“未必总谈空”可见“谈空”也是常有之事，“空”其实就是佛禅的代名。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中说得更明确:“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 “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讲的正是稼轩隐居期间参禅的经历。“牧牛”是佛禅用来比喻调心的，如《佛遗教经论疏节要》所载：“譬如牧牛，执杖视之，不令纵逸，犯人苗稼。”禅宗对此多有发挥,形成了很多牧牛公案。如《景德传灯录》卷六记载：石巩慧藏禅师在厨房干活，马祖问他在干什么，石巩说在“牧牛”，并说“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来”。入草象征迷失本性，拽回则象征本性的显现。在稼轩的诗词中，谈到佛禅的话语还有不少，如《醉书其壁》其一：“颇觉参禅近有功，因空成色色成空”。《第四子学春秋,发愤不辍,书以勉之》：“身是归休客，心如入定僧”等等。从其诗、文、词看，他也与不少僧人关系密切，如成上人、泉上人、性禅师、悟本禅师等。但其对佛禅的接受有个过程，随着苦闷的不断加深，对禅的接受也在深化，在佛禅中寻求解脱和超越。

白石钦仰的文学先辈中有颇多与禅宗关系密切者，如曾自叙与吴越名僧“善者常十九”的苏轼、被论者盛赞禅学修养已达“祖师禅”的黄龙派祖心嗣法弟子黄庭坚、曾仿效宋真宗时期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写成《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大师朱熹等。此外,在与时人禅士、禅僧的交往中，其佛禅思想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其生活过的江西、浙江一带，是佛禅文化底蕴浓厚、发达的地区，与他交往的时人名士中，也多有与禅宗结下不解因缘者，如杨万里，一生广交天下名僧居士，为官一方却遍游寺院古刹，其诗词亦多谈禅论佛，直入佛理。其初为僧后还俗的好友葛天民在《寄杨诚斋》中云：“赵州禅在嘴皮边，渊明诗写胸中妙。” 使其在僧、俗之间必然或多或少的受到佛禅思想的熏染和影响。体现在其词作中则表现为明心见性和冥然清净的禅心之智，以及任自然和适意澹泊的禅悦之境。创作上姜白石对禅宗也是多有体味：有对禅院生活的兴味，“四人松下共盘桓，笔砚花壶石上安。今日兴怀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孱颜”(《同朴翁过净林广福院》)，有“午凉松影乱，白羽对禅衣”(《同朴翁登卧龙山》)的悟禅登临，更有“佳客夜深来，清尊月中倒。一禅两居士，更约践幽讨”（《和转庵丹桂韵》）的禅士生活交流,对禅宗的沉潜和悦悟也融入了生活。但总的说来，白石此中体现的佛禅思想和意味并不是十分明显，而是清淡自然，不留痕迹。

到宋，各派思想主流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宋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已不单单只是某一种意识所独占，而是多种思想的相互融合和纠缠，相互冲击和消长。

四、人格个性方面：辛稼轩和姜白石都特别注重自我人格的完善，都属于个性高洁孤傲、正直耿介的类型。正因为辛弃疾有着“补天裂”的伟大志向，故常以屈原自比。其《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中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他与志行高洁、不同于流俗的屈平一样，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拯救国家于危难，不断地加强自我人格的修养，在充满着奸佞和邪恶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自身人格的高洁。他还多次运用“兰佩芳菲”、“娥眉”等词语，用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方式来暗示自我才能的出众与品行的高洁。叶嘉莹教授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说：“辛词中感发之生命，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来自他本身内心所凝聚的带着家国之恨的想要收复中原的奋发的冲力，另一种力量则是来自外在环境的，由于南人对北人之歧视以及主和与主战之不同，因而对辛弃疾所形成的一种谗毁摈斥的压力，这两种力量相互冲击和消长，遂在辛词中表现出一种盘旋激荡的多变的姿态，这自然使得辛词显得具有多种样式与多种层次。”辛稼轩就在这种个性心理下形成了其崇高性生命体验，表现出一种如瀚海般激烈、如波涛般汹涌的感情，体现出一种人格的伟大、精神境界的超越。（“崇高性生命体验是艺术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狂喜和痛苦成分的激情体验。” 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

姜白石意态冷清萧远，飘逸不群。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这样形容他：“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弱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蔸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 张羽在《白石道人传》中亦称其为人“性孤僻，尝遇溪水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或夜深星月垂，郎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逼人，夷犹自若也。”突显出其如仙人般的孤傲清冷风姿。白石亦极爱写梅、莲、竹等高洁清雅的物象，透露出其人个个性的清高狷介、正直不屈。白石对于张鉴出资替他买官及张严欲辟他为属官均辞谢不就，也充分体现出他高洁傲岸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