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穴历史上的两次惊世跨越

武穴，前称广济。现在，每当人们介绍武穴，写进材料中都有这样的一句话，看起来似乎有些老套，不值得人惊讶、思考和玩味，但这样的一句话，既是一段历史的陈说，更是对于广济的一段留恋。

在武穴大约14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武穴经历永宁、广济和武穴三个历史阶段。不过，我这里说的是一种上了史册的历史记述。如果从考古发现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武穴鼓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已将武穴的历史追溯到了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说明武穴是一个人类生息繁衍很早的地方。但这样的一个远古存在的考证确定，使许多人难以想象得到那时的景状。长江从喀颜巴拉山、沱沱河一路流下，穿山过峡，劈波斩浪，激流向前，奔奔腾腾到长江中下游地带已经没有任何阻挡。在现在的鄂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长江恣意奔流，洪水泛滥，茫茫九派，我不能说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但至少可以说那些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条船。那时，武穴在茫茫九派中，分割成无数的星点状生息地，又被行政区划成互不相同的历史区域，应该是它最早的历史。《湖北通志》载：广济汉为蕲春、寻阳二县地。一直到西晋时期，广济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寻阳县包括现在的九江、黄梅和武穴的一部分（武穴的另一部份则属于蕲春）。由于长江改道，寻阳县治迁往柴桑，地处江北的黄梅、武穴部分划归江北的齐昌郡，归为齐昌县，成为齐昌郡属地。由于时局分分合合，区划名称时有变动，如今已有许多人不想记住那些极为短暂的历史名称，常常给予了忽略。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武穴从齐昌县独立出来，设立永宁县，这块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武穴市。从这时起，武穴才算是正式独立门户。隋唐间，永宁县经历了一次撤并，但很快后又恢复。唐天宝年间，县名永宁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改名广济。从此，广济县名正式被确定下来，一喊千年。

一个县名一喊千年，或者说千年喊叫不衰，自然有其魅力。史载，广济有佛国之称，广济县名就是取佛家语“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近年来，有人称，这个县名还是唐玄宗皇帝钦赐的。这个典故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武穴早先也并没有这样的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靠不住的。但它体现了一部分人想叫响广济的一种心愿和一种构想。从历史上看，一个王朝能够给武穴赋予这样的一个县名，体现了佛教在那个王朝时代的地位，更反映了一个地方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影响。早在东晋时，净土宗慧远就将佛教传入武穴，隋唐时期，在梅川出生的道信，7岁从僧学法，14岁跟从禅宗三祖僧粲学法，后继承衣钵，成为禅宗四祖，已是彪炳千秋。期间，著名僧人还有头陀祖师、大德禅师、存英和尚、惠普和尚等，并吸引了唐僧存奘和尚（俗名蒋祖）远游暹罗（泰国）后，来到广济建大藏寺居之。广济县志记载，唐代时期，广济寺庙大兴，香火盛极一时，被人称为佛国。在现在的梅川镇灵山一带，人们至今叫它是“小西天”。可以想象，一个地方有了这样的称号，其佛教繁荣景象、浩大声势和远近声誉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称号，在全国不多，在鄂东更是无需赘言。虽然如今的佛教祖庭不在武穴，但广济作为鄂东地区最早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发展地和昌盛地是毫无异议、不可诋毁的。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禅宗四祖道信。道信是广济人，道信生活在隋唐时期。这个时期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昌盛，与当朝皇帝高度重视、极力推崇和亲身践行无不有关。道信其父司马申是永宁县第一任县令。永宁县初设，司马申就当上了县令，第二年他的儿子道信就在县城梅川出生了。道信的父亲没有成就道信像自己一样当一个官人，却放任道信学佛走上了佛的道路，也可以说是顺时势而为之。道信在永宁北济北寺出家时才7岁，为了求法，12岁前往安徽皖公山拜禅宗三祖僧璨为师，很快就学有所成。在僧璨远赴罗浮山传法时，道信听信僧璨直言，先后在舒州皖山、司空山、天柱山、英山和青狮山等地修禅、传法。后来他经朝廷批准，到了吉州传法，刚好吉州遭到了盗贼的围攻，时间有2个多月。道信动员和组织全城军民高声念颂般若，声音如雷，气若长虹，吓得盗贼不敢越雷池一步，终于解除了盗贼対吉州城的围攻，以此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道信26岁被授以衣钵，成为禅宗四祖。后转到九江大林寺讲法。45岁时，根据蕲州道俗的要求，回到蕲州传经讲法。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他的传经讲法之地在黄梅县破额山上，但历史的记载和传说远不止于此。广济县志就记载，他曾带着弟子弘忍在广济幽居寺、横岗山等地传经讲法。破额山只是他传经讲法的重要据点和他的卓锡地，当他将袈裟传给五祖弘忍后，他还到南京牛头山同法融一道切磋修禅，并允许法融自成一家弘扬佛法。有了这些叙述就足够了。那时，禅宗四祖应该属于广济，与广济县有着割裂不开的渊源。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四祖道信的出现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道信在破额山亲手创建幽居寺（后改正觉寺，今名四祖寺），寺庙自唐到清，香火不断，唐宋盛极一时，有殿堂楼阁八百多间，僧侣达千余人，还先后出过一百多名高僧，每年朝山香客，数以万计（转引赵传桃《西山四祖》语）。唐太宗李世民仰慕其名，曾四下诏书令道信进京供养，封为国师，但他婉辞不去，执意隐居山林。唐太宗被他的修禅精神所感动，只好打消念头，赐以紫衣，让他就地继续讲经传法。唐高宗永徽二年道信在幽居寺坐化，唐代宗李豫追封他为“大医禅师”。宋真宗敕赐幽居寺“天下祖庭”，宋神宗敕赐“天下名山”，元泰定年时加号道信“妙智正觉禅师。”

道信拥有如此高的声誉，是因为在他之前，佛教传法是以游化的形式，居无定所，信徒不多，影响不大。道信将游化传法改成建道场，在寺庙里传法，广揽信徒，吸引了天下信徒云集道场。同时，道信倡导农禅并重的禅宗之路，一边农耕、行医，一边传法，改变了以往乞讨式的行禅之路，从此，开创了禅宗一代新风，加速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这样的一位禅宗祖师，带给禅宗的发展是开创性的，带给家乡人的声誉也是空前的。如果没有道信，禅宗不可能得到那么快的发展；如果没有道信，隋唐时期的佛教不可能在广济那样兴盛。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道信，广济就不可能成为佛国，广济也不可能命名为广济县。

然而就是这样的佛教昌盛之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地位却为什么如一缕青烟，渐渐消散得无影无踪呢？这里既有历史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一个地方对历史人文的承袭、弘扬、追随和实践的结果。

历史的记忆总是令人难以释怀和磨灭。我记住这些，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千年武穴的发展，其实一直是在探索着走什么路和怎么走中不断前进的。

让时光倒流到1400多年前，人们可以看到佛的力量——一个佛造就一个县。佛，是禅宗四祖道信，县，是广济县。

在广济县时期，一个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可见的，不容忽略的。道信充当了这一角色。道信用宗教的力量推动了禅宗的发展，也创造了广济的魅力。他实践禅宗的信念，推动禅宗的发展，开拓了禅宗一代新风；他开道场，建寺庙，农禅并重，壮大了禅宗队伍，弘扬了禅宗思想；他以个人的思想、魅力和贡献，让禅宗传承创新，代代相传，名扬天下，也使广济誉满天下。

一个县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凡都可以从县城中发现，因为一个县必有一座县城，县城是一个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设置广济县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广济县城一直都设在梅川。为什么要设在梅川呢？为什么梅川县城一定就是1400年呢？从地理来说，梅川地势险要，白石山屏其北，灵山障其东，独山护其南，观山卫其西，具备古代县城的基本条件，历来是鄂东重要军事据点（引《广济县志》语）。同时，地处广济北部中心地带，与蕲春、黄梅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便捷而密切，一度是蕲春、黄梅和武穴的商品交换中心。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梅川设定为县城是完全具备建一座县城的条件的。但我猜想，广济县城设在梅川，更大的可能还是佛教盛行的原因。自有县史算起，武穴就佛教盛行。武穴初名永宁，因为当时战乱不断，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统治者和人民都希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所以取了一个永宁县名。身为首任县令的道信其父司马申有其永宁愿想，致力禅修的禅宗四祖道信又何尝不是如此期盼永宁呢？道信盛名，迎来广济；广济佛教昌盛之地在梅川，佛教重镇成为一县之县城，也在情理之中；千年广济喊叫不衰，都是因为道信名气太大，无人可比，无人可替代。所以，广济县名称用了1200多年，广济县城也沿用了将近1400年。

让时光倒流一个多世纪，人们可以看到港的力量——一座港造就一座城。港是武穴港，城是武穴市。

在武穴发展史上，道信影响流传千年，功不可没。但道信的影响由于是佛教的影响终是有限。从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等王朝，佛教在武穴时盛时衰，起伏发展，直至渐渐式微，道信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梅川作为一县之中心地位更是受到挑战。从明代初期开始，历经千年演变、开拓、聚居、发展，地处长江之滨的武穴逐渐兴起，呼之欲出，便形成一座重镇。重镇武穴是由港来的。最迟在明永乐年间，皇帝朱棣修筑黄广大堤，托起了武穴深水良港崛起的前奏。黄广大堤蜿蜒近50公里，在武穴形成一个凹字形，建港的天时、地利、人和之气齐聚，引来天下商贾无不闻风而至，捷足先登，纷至沓来。武穴港兴盛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商船云聚武穴港。后来，列强撞开国门，美、英、德、日商船也乘机而至。帝国主义的侵略，让武穴港蒙受耻辱，也使它俨然成了一个中外通商口岸。港口繁荣带来港口所在地繁荣，一时间，武穴港一带商埠林立，会馆众多。当时仅会馆就有塘下正街江西会馆、居仁街徽州会馆、后坝街青阳会馆、上河街福建会馆、塘下街坝外南京会馆、正街兴通会馆、后坝街泾县会馆等，境地商户达3000余户，人口发展约5万人，渐有“小汉口”之称。这是广济县志对在明清时期武穴的一个记载。这样的一派繁荣景象，展示的是武穴旧时的繁荣景象；这样的一派繁荣景象，对于明清一个鄂东小镇来说，预示着它的前景灿烂而美好，后来居上，气势非凡，闻名遐迩。

由此可见，明清以来，在广济时期，北部重镇梅川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而长江之滨重镇武穴则是一个经济中心。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是，随着现当代社会不断发展、变迁，这里的经济中心繁荣景象远胜政治文化中心的影响；处在政治文化中心位置的梅川镇，逐渐被处在经济中心位置的武穴镇毫无情面地抛在了后面；一向以佛教氛围浸润深厚的土地开始被经济中心蓬勃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所纷扰，催生出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魅力。

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历史传承的意义。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的传承，后人对于前人总是有所传承，有所创新；有所发扬，有所屛弃。禅宗四祖道信对于禅宗的传承和发展是这样的，广济人对于禅宗四祖道信的崇尚和发扬也是这样的。禅宗四祖的农禅理念，在广济人那里，究竟传承了多少“禅”的东西，人们可以研究，探讨，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传承了“农”的东西。传承“农”的东西，就是重农。重农，就是重生存，重衣食，重温饱，更多的是对于一种物质上的追求。这一物质上的极致追求，使禅宗四祖道信的影响力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力逐步削弱，它让人们从一种精神束缚中摆脱出来，更加注重物质上的力量，并使人们逐步走上了一条重农业、重商业、重经济发展的道路。这是千年广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这样的转型，使禅宗照耀广济的辉煌历史成为过去，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选择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搬迁县城，撤县建市，高扬发展大旗，向现代化的中等港口城市迈进。

人们不会忘记，新中国建立后，广济县果断地进行了一次抉择——迁移县城，将县城从梅川搬迁到武穴。历史永远记着这一天：1953年3月。那时，重镇武穴还是一个县级镇，它以一个省辖县级镇的身份，屈驾成为一个县辖镇，接受广济县的青睐和拥抱，成为广济县城。对于广济县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好的发展机会、一次盛大的节日和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现在看来，这就像是一次壮士断腕者的选择，一次识时务者的选择，也是一次守望者艰难的选择！因为它决定着一个地方的价值取向，一个地方的今后走向，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它在黄冈市有史以来也是独一无二的。

循着广济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广济县城的搬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县正在走进一个新时代。一座港繁荣的经济底蕴，影响着一座县城，一座县城生发的繁荣经济景象辐射着广济全境。整个20世纪下半叶，广济县走上了繁荣经济的发展之路。依靠港口，商贸流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一路领先；稍后而起的工业发展传承创新，迅猛腾飞，在荆楚大地熠熠生辉。最终，武穴成为了黄冈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人们不难发现，武穴经济发展排头兵的地位，不是以人口规模、市域块头和资源优势所获取的，而是以高擎发展大旗，蓬勃发展经济独占鳌头、一路领先而享有的，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发展原因的。

人们不会忘记，时间跨度仅仅相隔30多年，广济县再次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在上世纪80年代撤县建市浪潮中，顺应潮流而行，又进行了第二次选择——撤县建市。一个地方在30多年的短暂岁月里，能够迅速实现撤县建市的跨越，无疑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今天看来，撤销广济县，设立武穴市，标志着千年广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脱胎换骨性的转换。因为这一次转换不仅是县改成了市，而且连名字也改了，一个享有深厚宗教底蕴，浸润浓厚宗教色彩的广济县名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它把一个在历史发展中迅速崛起的地方名直接定为了市名，昭示了一个地方高擎发展大旗，一路向前的梦想和决心。在鄂东历史上，有哪一个地方像武穴一样搬迁县城撤县建市变换县城改换市名，大刀阔斧地进行县级体制改革呢？

武穴市的建立，是一个地方走进新时代，步入新里程的重要一步，是由一个传统农业县向工业城市发展迈出的关键一步。在这样的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我感到，武穴港就是一个地方的发展方向，一个地方的发展标杆，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希望。正是这一现象，引领着武穴沿着发展经济，强市富民的道路，阔步前进，一路向前，使武穴最终成为黄冈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成为湖北省20强县市之一。